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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过公布官员电话号码来改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的做法蔚然成风。昨日,浙江温州市就公开了近600名机关干部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市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电话。据说有了这份“通讯录”,“百姓、企业在办事遇到困难时可直电或进行热线预约。”
此举并非首创。今年2月16日,昆明市曾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电话。不到1个月,山东菏泽市也要求市政府74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向社会公布。自2004年起,湖南湘阴县、四川郫县、江西省星子县、陕西咸阳市也曾先后公布过相关官员的电话……
客观来讲,公布官员电话和之前的“政府热线”、“市长热线”等方式可能的确有助于个别问题的及时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地方政府执政心态日渐成熟、执政方式更加透明、政府理念渐次革新。
但是,历次官员电话公开几乎难逃“昙花一现”的“宿命”。火爆登场、热闹一时——接听率不高、问题解决率也不高——乏人问津、渐被遗忘,这几乎成了类似事件的规律。《工人日报》也曾报道,一些城市的“市长热线”开通之初红火一时,后来就由热变冷,逐渐流于形式,乏人问津,甚至销声匿迹。我们欣慰于某些地方政府难得的开放和透明,也失望于其“昙花一现”的尴尬,也难怪有人将公布官员电话号码看作是“政绩秀”。
公布官员电话号码至少有两个预设前提:一是民众有直接打电话给相关官员的“需求”;二是拨打官员电话后问题能迎刃而解。
前者依然透着一股“官本位”的思维定势,其潜台词分明是官员的“干预”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只有向官员直接求助才能解决问题,制度和法规倒黯然失色了。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和“民主政治”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此种行政思维显然有些“南辕北辙”,不合时宜。至于后者,在很多地方的“政府热线”、“市长热线”几近敷衍了事甚至形同虚设的尴尬现实面前,冀望于一个电话以及电话那端的一句承诺就可以解决问题也显然缺乏制度保障。公布了电话号码未必有人会接,接了未必能给予满意答复,答复了也未必会落实,落实了也未必能及时……仰仗官员们的“政治自觉”显然不如依靠刚性的制度约束,而零星的服务承诺也远不如行政理念的整体革新。
由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少些“官本位”的思维定势,多些服务意识;少些“昙花一现”式的花哨创新,多些良性制度积累。如果每个政府部门均能恪尽职守,百姓、企业又怎会“办事遇到困难”?如果阳光行政普遍化,又何需民众拨打相关领导电话“直接”申诉?公布某些官员的电话号码易如反掌,革新机械、过时的行政思维却仍然任重道远,要实现行政透明化和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远不止公布几个电话号码那么简单。
如今,很多地方均已公布相关官员的电话,那么,接下来是否也该公布官员们的财产收入及其亲属的就业、经营和财产情况?还有,各种公务接待、公费旅游、公款消费的详细情况是否也应该透明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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