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县经典介绍之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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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子县经典介绍之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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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堂

宋代的白鹿洞书院     宋初，白鹿洞书院隶属江南东路江州德化县管辖。这时，江州地方人士在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起了一所学馆，人们称之为书堂或书院。这是白鹿洞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1）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堂      白鹿洞于宋初虽已建书院，但当时书院仅有生徒数十人，近百人不等。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宋太宗赵光义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系五代中冯道等人主持刻印的《九经》，包含《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毅梁传》等书）赐给书院，“释送至洞”，以便生徒阅读。白鹿洞书院由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从此也扬名四方。太平兴国三年(978)，原江州德化县星子镇升为江州星子县，太平兴国五年(980），北宋朝廷任命白鹿洞书院主持人（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任后，太平兴国七年（982），星子县又划归新建置的南康军（隶江南东路）管辖。     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赵恒下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和修缮孔子庙堂。咸平五年，白鹿洞又得到修整，塑了孔子及其弟子像。可惜的是，这次白鹿洞书院修复的情况，如师生的组成、教学活动等，史书上未能找到有关的记载。书院可能因为没有得到管理和维修的缘故，不久又遭到了破坏。     大中祥符初（1008），江西新淦人直史馆孙冕请求朝廷将白鹿洞作为他归隐养老的地方。这个请求得到宋真宗的批准。只是，他还未到达白鹿洞就去世了。他的后人便将他的遗体埋葬在白鹿洞附近的山坡上。     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孙冕的儿子比部郎中孙深在白鹿洞建房十间，以便弟子居住和读书。同时接待前来求学的各地士子，供给膳食。孙深将这里定为“白鹿洞之书堂”。当时的星子主簿郭祥正为此写了一篇《白鹿洞书记》，这是白鹿洞书院的第一篇记文。皇佑末年（1054）春，由于兵火，书院被毁。郭祥正《白鹿洞书堂记》石碑被迁移到星子城内天庆观存放。后来天庆观也遭火灾，这块石碑从此下落不明。皇佑以后，白鹿洞成为一片废墟，荒草、瓦砾相杂，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熙宁间，陈舜俞与刘涣共游庐山。熙宁五年（1072)，陈作《庐山记》，“白鹿洞亦李渤读书处”，“今鞠为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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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宋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1179），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赴军就任。他抵南康（治今星子县）后，下车伊始，便接二连三地张榜、行碟，广为询究陶渊明、刘凝之、义门陈氏、白鹿洞学馆等遗事往迹，“以凭稽考，别行措置”。他在《知南康军榜文》中说：“到任之初，伏自惟念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界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宜明教化，敦励风俗，非徒责以簿书期会之最而已。……今有合行询究事件，……按图经白鹿洞学馆，虽起南唐，至国初时犹存旧额，后乃废坏，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向当地军民人等和过往贤士大夫征询实情。     同年秋天，因“秋雨不时，高仰之田告病”，朱熹亲临白鹿洞勘查了北宋书院遗址。这时的书院，房宇已“损其旧七八”，仅有地石基础还可以辨得出当年的规模。     朱熹看到这个地方四面山水清秀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觉得是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他深感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修葺。独此一洞，乃前贤旧隐，儒家精舍，又蒙圣朝恩赐褒显，所以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顾乃废坏不修，至于如此，长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责也。”“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者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四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得任其责者”。因此，他认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应该尽快地修复。     朱熹一面派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等筹措兴复之事，同时又报告有司备案，请求支持。他在呈报礼部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和给垂相的报告中一再申述了兴复书院的理由，并报告了对书院建设的若干设想。他说：“朝廷倘欲复修废宫以阐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则熹虽不肖，请得充备洞主之员，将与一、二学徒读书、讲道于其间。”“其禄赐略比于祠官，则熹之荣幸甚矣。”（《朱子大全》）。     但是，朱熹向朝廷呈报的计划、设想均如石沉大海，并未得到朝廷当权者的支持，相反却“朝野喧传以为怪事”，遭到讥笑和讽谕。但朱熹仍然坚持进行白鹿洞书院的复建工作。他写信给老友吕祖谦，请吕为书院作记。为此事，朱、吕二人书信往复，讨论记文措辞，然后定稿，请人书写人石。     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吏、书院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行开学典礼。朱熹升堂讲说，讲题为《中庸首章》（朱熹《答吕伯恭书》），与同道们高兴地作诗唱和，并写下了《次卜掌书落成白鹿洞佳句》。全文如下：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封莫萍藻，一编拒敢议诚明。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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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1．南宋后期白鹿洞书院的发展

    朱熹离去以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由于得到宋孝宗的特准，以及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们的多方支持，得以继续维持。除继任知军钱闻诗、朱端章外，朱熹同道好友张拭的门徒曹集，在继任南康知军后，继承了朱熹的事业，得到杨万里的赏识，并向朝廷举荐。江西提刑曾聘星子学者周耙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洞主）。“集朱子语录，以绍后学”，“其讲学至老不倦”（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星子学者郭元仁，绍熙二年（1191）解试。他“学行兼优，教人有法”，人称柳州先生。郭曾主白鹿洞书院讲席。杜升之于嘉泰间主白鹿洞书院讲席。

    总之，这时由于朝廷“伪学”之禁的影响未完全消除。尤其到宁宗庆元年间所谓“庆元党禁”的影响，白鹿洞书院的发展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

    “嘉定更化”后，白鹿洞书院有了新的发展，真正成为规模宏壮，影响巨大的大书院。

    嘉定初，朱熹的高足弟子李蟠被聘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从建昌千里前往福建，向朱熹请教，后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宋史·李潘传》记载：“郡守请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学者之盛，他郡无比。”又有黄义勇者，字去私，江西临川人。曾从朱熹学于武夷精舍，亦曾

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与李蟠友善。

    嘉定五年（1212），据《宋元学案》记载：朱熹门人刘熄作为国子司业奏告皇帝说：“宋兴，六经微旨，孔孟遗言，自朱某发明于千载之后，以事父则孝，以事君则忠，世之所谓道学也。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

    嘉定十年（1217），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他继承父志，继续修建白鹿洞书院，使朱熹初步建成的白鹿洞书院得以完成宏大的规模。据黄斡《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载：“嘉定十年，文公朱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思所以扬休命，成先志，鸿工度材，缺者增之，为前贤之祠，寓宾之馆，阁东之斋，趋洞之路。狭者广之，为礼殿、为直舍、为门、为墉。已具而弊者新之，虽厄福之属不苟也。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于康庐绝特之观甚称，于诸生讲肄之所甚宜。宣圣朝崇尚之风，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无憾矣！”复“招致尝从学先生而通其说者，使长其事讲授焉！”“斡顷从先生游，及观书院之始，后三十有八年，复睹书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复见，又喜贤侯之善继其志。”

    嘉定十一年，朱熹弟子知军陈毖，又有增建，并率师生讲学洞中。其后黄斡人山与李播、陈毖等相与盘桓山间，“俯仰其师旧迹”，黄翰讲（乾坤二卦》于白鹿洞书院，“山南山北士子群集”。陈毖、胡泳等又将黄翰所留资金重建枕流桥。黄翰又建议胡泳接受聘请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率领数十学子，讲学书院。

江西上饶人陈文蔚，亦曾讲学白鹿洞书院。据张伯行《陈克斋集序》记载：“先生杜门养老，屡聘不起，间以诗文自娱。晚年为部使者聘人白鹿洞书院，发明师训，辞和而旨切，学者闻之，辄有所兴起。”《陈克斋集》还收录有《白鹿洞讲义》二则。一则为更畅义利之

辨，另一则为言仁。

    嘉定十四年（1221），知军黄桂又重建礼圣殿，增建三门，又以没人田置西源庄学田。次年秋，胡泳又合洞中士友“七十有八人”会讲，举酒枕流亭，作《枕流桥题志》。

    由于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请吕祖谦作记和请陆九渊讲学，因此，白鹿洞书院与南宋另外两派理学联系密切。尊奉陆学的袁甫，浙东陈傅良的弟子吕冲之，在他们任职江东、南康时都对白鹿洞书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绍定六年（1233），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并自撰《重修白鹿书院记》和《白鹿书院君子堂记》。他先后聘朱熹弟子张洽与偏向陆学又主张和会朱陆两家学说的汤巾，主持书院讲席。《宋史·张洽传》载：“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山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至则选好举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复之。学兴，即谢病去。”

    丫淳佑元年(1241),理宗赵峋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大学生。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使之成为共同遵行的御颁的“指导方针”。

南宋末年，绍定间知军左膺午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有诗集行世。淳佑间知军陈洽亦在此讲学，并有增建。淳佑十年（1250)，祁门方岳知南康军又整顿白鹿洞书院规制，祠祀各“名贤”聘任堂长，印造“先正”书传。他所留下的诗文，保留在《秋崖集》和白鹿洞书院志书之中。淳佑间知军陆德舆亦有所建置，景定元年（1260），知南康军陈淳祖又与洞正陶一桂等集诸生数百人会讲白鹿洞书院，在枕流桥《桥南题志》中记有其事。另外都昌刘云龙，景定二年进士，以吉州判致仕，授徒讲学于蒲溪义塾，亦被聘任为白鹿洞正同治《都昌县志》）。咸淳间又有上虞刘汉传知南康军，创白鹿洞贡士庄田。

    2.白鹿洞书院的设官

    南宋理宗后期曾给一部分书院的山长授以官职，或者选派一部分官吏充当或兼任书院山长。对此，白鹿洞书院并不例外，可惜因史籍散失，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记载：星子进士郭炳文曾出仕“国子典簿，白鹿山长”（同治《星子县志》）。这种出仕的山长，不再是聘任的儒生，而是朝廷的“命官”了。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向朝廷提出在书院设置洞主官员的建议，终于在理宗时代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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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白鹿洞书院

 

一．明初白鹿洞书院的沉寂

 

    1、明初白鹿洞书院的典论准备

    明代，白鹿洞隶属江西布政使司辖南康府。白鹿洞书院自元至正十一年烧毁后，直至明正统三年（1438)才重建，中间荒芜了87年。这种沉寂与朱明政权开初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朱元璋很重视官学，他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培养官吏，对学校的控制很严，曾颁布卧碑立于官学，这使学风较自由的书院难于发挥作用。当然，在白鹿洞书院荒芜的87年中，仍有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前往白鹿洞凭吊古迹，留下了不少诗文。如浙江义乌王伟初至南康即“欲至白鹿甚渴”，但左右为言：“荆棘塞不可往。”后“因伐大木往者众，路乃始通。”但路上尚有虎踪，“苟欲往，非多拥验从不可”，“用是，欲行辄复止”。“白会行省荐檄郡守取大木”，才与星子县令等人“领丁夫同往”。以后他写了《游白鹿洞记》。

    洪武二十三年（1390），吉水解婿游庐山，临星子，说：“游庐山栖贤诸佛寺，过壮节亭，登临之下，瓦砾邱墟，棒莽弥望，而白鹿洞已无径可通往”（解绪《庐阳书屋记》）。洪熙间（1425），国子祭酒胡俨偕同诗友曾游白鹿洞遗迹，据他记述，其时“殿堂斋舍鞠为茂草，瓦砾荆棒璐于丘荒”，胡俨等只能“周览故迹有感而已”（胡俨《重建白鹿洞书院记》）。在郑廷鸽、田箱、毛德琦的白鹿洞志书中，收录了不少明初文人、学士、官吏的诗歌。如胡俨的《游白鹿洞三首》、李时勉的《游白鹿洞》、曾哲的《游白鹿洞诗》等。

     正因为有这批文人骚客的感怀咏叹，结社唱和，为后来重建洞学作了舆论准备。

    2、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

    正统元年（1436)，翟溥福任南康府知府。三年（1438），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他的这次重建，力图恢复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从名称上看却有不同。如宋代朱熹兴复时曾祭祀先师、先圣，而未有祠庙。朱熹离开南康军后继任知军钱闻诗建礼圣殿以祭祀孔子。翟溥福则将礼圣殿改名大成殿，礼圣门改为大成门。朱熹在洞时曾欲建祠专祀李渤等人，但因礼圣殿未成而罢。淳熙间朱熹门人曾绘朱熹像祀于洞中，朱熹劝撤毁之。朱熹死后，开禧元年山长李中主为首诸生绘程颖、程颐、朱熹像合祀于讲堂中，便以讲堂兼祀前贤。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就另建先贤祠祀李渤、周敦颐和朱熹，并以二程、张载、陈灌、刘涣父子为配。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系地方官员捐棒为倡，率三县人士集资修建的。正统七年（1442），应江西道监察御史张谦的建议，胡俨写了《重建白鹿洞书院记》，记文说：“于是（翟溥福）率僚属捐棒人为之倡，而三邑义士……闻风而兴，或出资费，或助力役。划秽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礼圣殿、大成殿、大成门、贯道门，次作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可见，这时的白鹿洞书院并未列人朝廷建制，山长亦非职官，实际仍为地方学校。但翟溥福的这次重建，使“白鹿洞书院之名复闻于天下”，奠定了明清以后白鹿洞书院建设的规模。正统以后，白鹿洞书院几乎代代都有或大或洲小的修复，直至清末。

    3、李龄重修与胡居仁讲学白鹿洞书院

    成化元年（1465），江西提学金事李龄与南康知府何浚又倡修书院建筑，增学田、祀器、书籍。成化三年（1467），李龄聘余干布衣胡居仁主持书院讲席，同时星子县选贡查抗也参与了书院的教学活动。

李龄，因他对白鹿洞建设颇有贡献，后曾列祀书院先贤祠（报功祠）中。他在重修白鹿洞书院时曾制定了《白鹿洞书院八戒》当作院规。

    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江西崇仁理学家吴与弼（康斋）的学生。胡学成归余干，绝意仕进不赴科举，建屋讲学于余干梅溪山中，先后创办南谷、礼吾、碧峰等书院，各地来求学的士子很多。成化三年与十六年，应李龄、钟成之聘，先后两次来白鹿洞书院掌教。胡居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制定了《续白鹿洞书院学规》六条。这是继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后影响最大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胡居仁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第一次因丁优回籍，第二次时间也不长，“终以疾辞”。但他在白鹿洞书院留下了诗文与讲义。在《白鹿洞讲义》中最后说到：“务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白鹿洞；今日之学，即昔日文公之学；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   

    成化七年（1471），江西提学金事徐怀又置洞田870亩。

    成化十七年（1481），江西提学副使钟成与江西藩、桌会聘陈献章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席，陈再三推辞没有到任。

    弘治七年（1492），南康知府郭晋首刻《白鹿洞书院志》问世。这是白鹿洞书院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原版本虽已不见，终究有它的历史意义。此书先是由金川曾铎编集，经书院山长袁端校正，张元祯为此书作序。

    弘治十年（1497），江西提学金事苏葵与南康知府刘定昌，在巡抚王宗锡等人支持下又倡修书院。据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记载，其“撤故院大新之”，又“特创周、朱二夫子祠”，涉李渤等另祀，改大成殿为礼圣殿。此事“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圣先师而落成焉”（何乔新《重建白鹿洞书院记》）。同年，苏葵又请罢官闲居在家的原兵部郎中上饶娄性至讲席。娄性，弘治间知名学者，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他于弘治十一年赴洞掌教，此时各地书院尚未普遍兴起，故四方闻风而至的生徒达五百余人，以至院舍容纳不了，只得借住附近乡间民房。这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生徒人数的最高记录。其后苏葵与巡抚陈拴等人又增置田亩，娄性又就洞田作记。正德间，提学副使李梦阳为纪念苏葵对白鹿洞书院的办学功绩，将苏神主奉于先贤祠中，并有《苏先生人白鹿洞先贤祠告文》传世（李梦阳《空同子集》）。

    弘治十四年（1501）至弘治十六年江西提学副使邵宝又建宗儒祠（杨廉为记）、独对亭（自为记）、忠节祠，置田。邵宝在洞中讲学与刻书。并有《谕习士相见礼》、《谕来学》二则讲义传世。据郑廷鹊《白鹿洞志·镂版》所载，至嘉靖末，洞中所存之“《易经》板59片，《书经》板53片，《春秋》板68片，《礼记》板铆片”，“俱邵宝刻”。

    邵宝在周朱二先生祠的基础上创建的宗儒祠，除祀周朱二人外，还以朱门弟子林择之、黄翰、蔡沈、黄灏、李潘、胡泳、吕炎、吕  焘、彭方、周耜、彭蠡、张洽、冯椅、陈宓等14人从祀，所新创忠节祠，祀诸葛亮、陶潜等人。至此，弘治年间，白鹿洞书院的沉寂局面结束，正德以后，白鹿洞书院的建设发展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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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白鹿洞书院的发展高潮     明武宗正德朝开始了明代白鹿洞书院发展的高潮。     1 、蔡清、李梦阳在白鹿洞的建树     蔡清，字介夫，号虚斋，福建晋江人，成化十三年（1477）解元，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正德元年(1506)，他以江西按察使司提学副使“典礼”洞学。他教人“必极蕴奥”，议论精确，在洞中开示学生，各尽其德。舒芬、夏良胜、邹守益等，皆出其门。后因与宁王朱哀壕不协，去职。罗钦顺称其“一生做穷理功夫，且能力行所学。”因对白鹿洞书院的贡献，祀于书院先贤祠（报功祠）。     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陕西庆阳人。正德六年至九年（1511-1514）在江西修复、创建了不少书院，恢复了相当一部分社学，他甚至拆毁了一些淫祠、寺庙，把它改为学校和书院，对明代中期江西的文教建设卓有建树。以江西提学副使数度来白鹿洞，李梦阳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清理田亩租赋、建亭、凿井。李重修《白鹿洞新志》，自为序。     李梦阳作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曾在白鹿洞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章、诗篇、墨迹。当时星子知县崔孜在溪口桥建石碑坊，李亲书“白鹿洞书院”五个大字刻石。这石刻至今保留下来，架在书院大门门媚上。他为宗儒祠、独对亭、钓台亭、亭作记、撰铭。其手书《宗儒祠记》全文石碑现在还保留在书院碑廊中。他的诗篇《钓台亭成》、《白鹿洞遍览名迹》、（始至白鹿洞》、《余邹二子游白鹿洞歌》、《再至白鹿洞》、《回流山亭》、《白鹿洞》、《风雩石》、《枕流桥》、《钓台》、《回流山》、《井》......都还保存在白鹿洞志书和他的集子里。因李梦阳对白鹿洞书院的贡献，被祠于先贤祠中。     正德十年（1515），江西提学金事田汝籽在白鹿洞书院刻《史记集解》130卷，共镂版2000片。刻（五礼图》，镂版5片。此外，据郑廷鸽《白鹿洞志·镂版》记载，其时还有邵宝刻《易经》版，《书经》版；王崇庆刻《遵道录》版；王棒刻《礼教仪节》版，《二业合一训》版；高责亨刻《伊洛渊源》版。共藏版3351片。 书院刻书为士林盛事，它以自己的特殊条件，将教学、学术研究、藏书、刊印书籍结合起来，为古代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2、王守仁与白鹿洞书院     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以金都御史巡抚南赣（州）、汀（州）、漳（州），他编撰《大学古本》、《中庸古本》，包括《大学古本序》、《修道说》与朱熹学派商榷，并不远千里派人将手书“致之洞中”刻于石碑上，至今保存于书院碑廊中。     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在击败并擒获朱9*0，曾派兵进驻南康。次年正月，在开先寺李绿读书台旁岩壁刻石记功，后又来到白鹿洞书院。《阳明年谱》说他：“徘徊久之，多所题识。”十六年(1521)五月，王守仁又集门人讲学于白鹿洞书院，留有诗歌，临行又遗金主洞蔡宗充置田亩。     弘治十七年（1504），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初访白鹿洞。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从学于白沙先生陈献章。登弘治 十八年（1505）进士，曾与王守仁同讲学，后为国子祭酒。“作（，心性图说》以教士。”“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嘉靖十年（1531）八月，南康知府王棒刻湛若水著《心性图说》、《四勿总篇说》石碑于书院，成为书院师生讲习的重要教材。     嘉靖十五年（1536）八月，湛若水率徒重访白鹿洞，并留下了《丙申再访白鹿洞五首》诗。嘉靖十七年（1538），湛又应江西参政王慎中的请求，特为白鹿洞书院作《心性总篇二图说》刻石，留于白鹿洞书院以资纪念。     3、嘉靖间白鹿洞书院的发展盛况     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是明代政治经济局面由盛而衰的一百多年。这期间书院的活动，却因官学的腐败、理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白鹿洞书院在此期间时有修葺，教学活动绵延不绝。除李梦阳、王守仁、湛若水外，一些著名文人也相继来此瞻仰遗址、讲学会友，有的主持修葺，担任职事，有的撰写文章，有的整理规章，有的训诲生徒，有的捐金助学，也有的留下了诗篇事迹，为书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嘉靖初，知府罗格、张愈严、巡抚徐岱，提学副使周广、徐一鸣等人多有修建。嘉靖四年（1525），洞生缪建和、黄美续修洞志，周广为作《续修洞志序》，序存郑廷鹊＜白鹿洞志》中。提学副使赵渊又增祀陆九渊于宗儒祠。 嘉靖十七年（153$），武进榜眼、史学家、理学家薛应旅以九江教授应提学副使徐阶之聘，兼任白鹿洞书院山长。薛应旅《观易台记》中记载：“薛子署白鹿书院，日盘桓于五老峰下，乐其奇胜……时嘉靖戊戌秋九月。”薛应旅对明代东林学派的形成有影响，东林书院的创建和发展，也吸取了白鹿洞书院的经验。     嘉靖二十年（1541），左参议王挺到白鹿洞讲学。讲义中提到：“时壬寅仲春，挺与西庐赵子游白鹿洞，读象山先生义利说及考亭先生跋语。因叹曰：‘是学之不明于天下久矣。’时南康守海石梁子、星子令阮朝随，泊诸生十余辈咸在焉，因为反复阐明二先生之意。”     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抚魏谦吉重建宗儒祠、斋舍、整理器用，清理洞田，选南康府、九江府生童三十余人人洞肄习，聘南丰教谕郑守道主教事。郑守道著有《重兴白鹿洞记》，碑传。     嘉靖二十七年（1548），参政张元冲置田，南昌府教授冯元提举白鹿洞书院。     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学副使郑廷鸽视学白鹿洞，登台讲学，著有《白鹿洞讲义四首诣诸生》。次年主洞崔伯立石洞中，这时有生徒70余人。巡按萧端蒙到白鹿洞讲学、题匾、置田。郑廷鸽为白鹿洞卓尔山、后屏山、左翼山命名，并著有《新置都昌洞田记》。后又主编《白鹿洞志》，至嘉靖三十三年完成，自为序。     嘉靖三十四年(1555)，永丰王朱厚嫉，瑞昌王朱拱摇各输田人洞，邹守益、敖铣分别为之作记。 邹守益，从王守仁学，因得罪时君而落职，闲居讲学四十一年。他是江右王门的重要代表人物，许多会讲活动的领衔人，邹守益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曾经讲学白鹿洞，并留有《过白鹿洞次阳明独对亭望五老峰》一首。     嘉靖三十六年（1557），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又有增建，“引诸生讲习其中”。王宗沐在江西许多地方倡修书院，发扬王门师说，并建朋来亭于白鹿洞书院右山岗，作《朋来亭记》。后任按察使、布政使，主修《江西大志》，对江西文教建设做了不少事情。之后，巡抚何迁、胡松，提学黄国卿等人先后来白鹿洞书院讲学。     何迁，字益之，号吉阳，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何迁曾巡抚江西，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建闻泉亭于白鹿洞书院。     胡松，字汝茂，嘉靖八年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任江西巡抚，讲学白鹿洞，有《喻白鹿洞来学诸生》讲义传世。     黄国卿，号沧滨，广东揭阳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嘉靖四十年为江西提学副使。在白鹿洞讲学，并留有诗文《白鹿洞次阳明独对亭望五老韵示诸生》。     嘉靖四十三年（1564），分守南九道参议冯谦又重建书院，清理田赋、充实藏书。之后，知府张纯、教授李资元、主洞陈汝简等又继续进行了建设工作。他们复校和增补了郑廷鸽主编的《白鹿洞志》，重刻朱熹的《白鹿洞赋》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堂讲义》于石，请著名理学家王徽写（重修白鹿洞书院记》。王徽是王守仁的高足，在林下数十年，到处讲学，他曾经多次在白鹿洞留下自己的足迹。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应张纯与洞主陈汝简的邀请，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主讲义利之辨与致知难易，有《白鹿洞书院续讲》传世。陈汝简与生徒三十余人将《续讲》立石洞中，这块石碑还保存在书院碑廊中。     总之，嘉靖间，对白鹿洞书院建设有所建树的人数不少。如高贲亨、刘世扬、王慎中、吴国伦、魏良器等，都先后来白鹿洞书院讲学，有的曾任白鹿洞书院的山长、主讲。而高责亨留下的、洞学十戒》，被清代陈宏谋收人《养正遗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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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末白鹿洞书院的废兴

    (1)张居正废毁白鹿洞书院

    张居正是明代较有作为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张居正执掌朝政，进行改革，但是遭到反对派利用书院讲台的非议。因此，张居正对书院讲学极为反感，立意整伤。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曾上《请伤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声称：“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今后“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借办书院搜刮民财，决定废毁全国书院，“卖田以充边需”。白鹿洞大部分院田充边需，书院停办。由此，白鹿洞书院在逃脱了明代几次废毁书院的厄运后，这次真正受到了影响。后由于巡抚江西都御史邵锐等人的努力，才保存了书院屋宇和以备祀祭的部分田亩。

    废书院后不久，张居正死。万历十一年（1583），给事中邹元标请求恢复全国书院，得到皇帝批准。九江巡道王桥随即请复白鹿洞书院，在巡抚曹大荃的支持下，不到一年时间，白鹿洞书院得到恢复。万历十三年（1585），又赎回了原有田亩。左布政使陈文烛在《白鹿洞书院学田记》、知府潘志伊在《兴复白鹿洞书院记》和史桂芳在《惺堂先生语录》中分别叙述了这件事。

    (2)万历十三年后白鹿洞书院重兴

    万历十六年（1588），分守饶南九道右参政张治具亲临白鹿洞书院讲学，有讲义传世，并载人田落《白鹿洞书院志》与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

    万历十七年（1589)以后，江西提学金事朱廷益又与知府田玲等人连续几年修葺书院增置田亩、清理财务、调整建制、聚徒讲学。朱、田还聘请南昌名士、布衣章演主持书院，章在书院有（为学次第》示学者。

    历二十年（1592），田珍又重修《白鹿洞书院志》。该志由星子训导，主洞周伟主编，洞生戴献策、熊滨、袁炜、黄希孔参与其事，田箱自为序。这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白鹿洞书院志书。

    万历三十一年（1603），江西提学副使钱植奉王守仁神主于宗儒祠并祀。按宗儒祠原祀周敦颐、朱熹、陆九渊3人，此时改为4人。原以黄榦、蔡沈、李燔、林用中、吕炎、吕焘、胡泳、黄灏、彭方、周耙、彭鑫、张洽、冯椅、陈毖配，此时又增加陈潞，共15人。

    之后，万历间，赵参鲁、邹元标、李材、沈九畴、葛寅亮、舒曰敬、方大镇等人，都先后来白鹿洞书院讲学。有的被聘为讲席，有的被立为山长。他们在白鹿洞书院定规制、讲课、作记，并留下诗篇，对书院的建设颇有建树。

明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进一步官学化。官学化的突出表现为聘请府司理推官主持洞务。天启以后有李应升、钱启忠、王彝章、廖文英等主洞。

    天启二年（1622），南康知府袁愚贞请南康府推官李应升主洞事。李应升到白鹿洞书院后，首先重修《白鹿洞书院志》，与当时分守九江兵备左参议陆梦龙、知府夏炜分别作序。其次，李应升主洞事，申请洞学科举。规定每遇岁、科考试时，经省批准给予书院肄业童生若干入学名额。从此书院的教学活动与科举考试制度又进一步结合起来。再次，李应升在书院立讲会。根据《同治南康府志》载：李应升“在南康律己清严，公庭如水，兴复白鹿洞书院，立馆舍招集人士，旬有小会，月有大会，会期亲诣洞宿，与诸生质疑问难，推明紫阳之教，一时从游学者千里应之。其成名于世者指不胜屈。”由此可知当时的白鹿洞既是聚徒式的书院，也是讲会式的书院。

李应升不久升任监察御史，诸生请熊德扬撰去思碑以颂扬纪念李应升。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废毁天下书院I--l鹿洞朽院的情况如何，未有记载，但可知李应升已死于狱中

崇祯初，南康府推官钱启忠曾疏清恢复全国被魏忠贤废毁的书院，朔望集书院生徒讲论，研讨儒学，由此开辟了山府推官兼理白鹿洞书院先路。

    崇祯十年（1637），江西提学参议侯蛔曾檄南康府推‘言廖文英兼领书院事务。十四年（1641），侯又与巡抚、巡按会请李明睿主持书院讲席，共主讲书院三年。

    崇祯十七年（1644），提学副使吴炳尚赴自鹿洞视察，明代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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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白鹿洞书院的废替  

    （1）道光、咸丰间的白鹿滞书院

    道光三年（1823），江酉巡抚程含章捐银万两修全省书院。鹿洞得银八百两。知府狄尚炯持此重修书院。程含章又奏明：“每岁盐务充公项下拨给银千两。”使白鹿洞生徒由九十名增至一百三十人，膏火由五个月增至八个月，程、狄二人分别撰记立碑于洞。以盐务充公银补助书院经费，表明白鹿洞书院向官学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这只解决了暂时的膏火费用，而日常修缮之费仍然没有落实，只得转向民间。

    道光十年（1830），都昌陈尚忠捐修书院。道光十八年（1838），都昌吴泰捐一万二千余络大修书院各项建筑，并与同邑陈梦悦补刊毛德琦的（白鹿洞书院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都昌进士曹履泰捐修，安义张兆奎捐修。二十三年，陈尚忠之子陈洋漠又捐修。二十七年（1847），张兆奎又捐修。所有私人捐款，均立石纪事，并得到官府的褒奖（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等）。

    道光十六年（1836），知府张维屏亲主洞事，并讲学。他作有《鹿洞书院讲书记》传世，立有《匡庐诗课》课士，还将私人书籍赠送鹿洞。

    道光二十七年（1847），鉴于书院日常经费日益困难，知府邱建猷呈请粮道邹鸣鹤，每岁拨漕运银千两充书院开支。然而好景不长，道光三十年（1850）盐务改章，盐款停拨，经费陷人困境。咸丰三年（1853)，漕米又停运，粮款停发，鹿洞经费再度陷人绝境。后又因太平军兴起，九江成为主战场，屋宇倒坏，拆毁，窃取甚多，生徒星散，书院被迫停办。

    咸丰七年（1857)，星子解元潘先珍拨星子本县团练经费修葺白鹿洞书院。潘先珍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有。“功勋”，当时，江西的一些地方绅士都曾积极参与、组织团练，其中不乏书院的山的长。如南丰进士汤云松曾任江苏按察使，督办全省团练亦归主鹿洞、旺江等书院。因此，用团练经费修建书院，是这批道学先生“维护名教”、“整顿纲常”、“镇压异端”事业的一部分。

    咸丰十年（ 1860），白鹿洞书院恢复开课，因田租不敷，仅有生童四十名。第二年，知府曾省三与潘先珍将明代紫霞真人编蒲书道光以后，白鹿洞书院的建设，往往借助于一些工商业主的经济支持。如都昌吴泰以“业陶起家”，捐巨资修建书院。

    咸丰以后，同治光绪年间，知府黄廷金、刘清华、盛元、曹秉俊、刘锡鸣等人陆续对白鹿洞书院有所修建。有的颁布规章，有的补刊洞志。巡抚刘坤一、潘蔚，学政陈宝深也前后来洞讲学、视察。同治九年（1870），知府盛元修复春风楼，并将存下田租发店生息。巡抚潘蔚又奏告朝廷，请求修建白鹿洞书院，并会同学政整顿各地书院，又奏准筹银一万两发店生息以为书院日常经费，但不久，此款又被挪为军用。

    (2)书院改学堂

    19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的人侵，引起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教育出现了改革的热潮。原来的书院积弊已深，师生埋头时文帖括，讲求义理、经训、博习词章等，这些对培养实用性人才不利。因此，书院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先是有的地方出现以传授西学或兼课中西学为主的书院；也有的书院开创一些新课程，更有的人则主张将书院改为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时势，不得不下令改书院为学堂，省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渐推行。白鹿洞书院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田租为中学堂经费。

宣统二年（1910)，在书院旧址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书院遗址曾遭火灾，藏书大部分损失。民国七年（1918)，康有为曾题写《白鹿洞书院》横额，书院也偶有修整，但终又日益颓坏。国民党军官训练团曾一度占用书院院舍。抗战时期，又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合抱大树毁坏甚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作为中正大学的永久校舍，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49年以来，人民政府对白鹿洞书院的遗址颇为关注。由地方文教部门派人进行管理。20世纪50年代修建了东、西碑廊。

    1959年，刘少奇曾来白鹿洞视察，并提到他曾在1927年时来过白鹿洞。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又拨款重修礼圣殿、礼圣门、彝伦堂（明伦堂）、御书阁、紫阳祠（朱子祠）、先贤祠（报功祠）以及其他房屋。成立了白鹿洞文物管理所，负责书院遗址的修复，管理工作。书院周围还有近3000亩自然保护林区，与白鹿洞书院遗址构成一个整体。

    目前，白鹿洞书院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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