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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1953年,是祖父祖母第五个孩子,父亲出生的时候,我的祖父已是50多岁的人了,祖母年龄虽然小些,但是又体弱多病,一家7口靠祖父种菜和磨豆腐维持生计,生活过的异常艰难,以至于后来父亲的三哥,我的三伯,过继给了祖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爷为子。 父亲8岁时,就和两个哥哥分了家,祖父祖母勉强供他读了几年书,就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回到生产队,和生产队队员一起出挣工分养家。虽然父亲上学的时间不长,但是写的一手好铅笔字,毛笔字也写的不赖,而且还会如口琴、二胡等多种乐器,素描绘画也很有可观,至今在家中有一幅四尺斗方的《虎震山川》国画,就是父亲在1966年画的。
1966年,父亲参加安康水电站段的三线建设,因为人机灵、字写的好,当时三线民兵指挥部的一位军队首长要抽调父亲担任他的随身勤务,随同首长离开陕西,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几次至父亲家中做祖父祖母和大伯二伯的工作,但是终因家庭原因,父亲终未能抽调成行。1969年,父亲从三线退役回家,当时又因为父亲的绘画本领,家乡所在地附近的一所中学请父亲去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也亦因为家庭原因没能去成。 1975年,父亲和母亲结了婚。母亲还没有和父亲完婚时,祖母就因病过世了,而祖父已是81岁高龄的人了。所有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父亲的身上。后来随着我和妹妹的出生,加之母亲也常年生病,父亲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起早贪黑的种地,又自学了制瓦的手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瓦,到冬天时骑着自行车往南北二山贩卖一种我们当地的土陶制品,加上母亲拖着病体在家养蚕收茧,才勉强维持住了一家人的吃喝用度,1978年,我出生,1984年,我妹妹出生,父母的担子更重了,但是因为他们勤劳节俭,省吃俭用。,于1986年建成了五间砖瓦房,我们一家五口才从三间老房子中搬出来。到现在还记得爷爷搬进还是砖墙的新房子时,高兴的逢人就说:“想不到我这一辈子还能住进砖房!”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上小学时的寒假时,父亲经常几天不回家,和大堂哥或是几个表哥,用咣咣作响的旧自行车,捎了比人高的土陶土碗,去山里卖,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每到晚上,母亲总是挂念着父亲他们出去是否有水喝有饭吃有地方住宿,一到风雪天,她念叨的更甚,以至于听到外面一有响动,母亲哪怕是已经躺下了也赶紧披衣开门去看,总以为是父亲他们回家了,这样的挂念直到父亲平安回家才算是告一段落。 2018年,我从江西回家过春节,因为有车,带了父亲母亲和堂哥们一起去石泉县迎风镇去一个好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家玩,当车子开到了个又陡又有急转弯的地方时,父亲惊讶的指着外面说:“这里的路还是那样又弯又陡啊,那时候我有一次贩陶器时,下来时自行车阐线断了,刹不住车,一下子摔在那个弯边的一块大石头缝里,要不是那块石头,人和车子就掉下去了,我卡在那里动不了,,后来一个过路放牛的老头子把我拖出来的,不过还好,当时车上的陶器都卖完了。”说完还笑了起来。母亲听了一个劲的抱怨父亲,说他从来没有说到过。我在开车,眼泪已经充满了眼眶。 我的家乡在西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中,几乎年年干旱,抗旱成了村干部的一项“重头戏”,因为还要配合县乡政府收农业税、抓计划生育、扶贫等工作,村干部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当,一怕能力不够做不好,二也怕得罪人,一度村干部班子总是配不齐,当时乡政府的书记和镇长和村里原来的老书记、老村长就给父亲做工作,父亲后来担任了村里的村长。父亲当了九年的村长,这九年,是我们家里最“可怜”的九年。父亲日日的在外面忙,忙着抗旱、征农业税、抓计划生育,家里的事就全部“丢”给了母亲和年幼的我。尤记得有几年母亲生病时,连井里的水也担不回来用,我如是在早上上学前,中午放学和下午放学后都要挑了和我一样高的一对木水桶去井里颤颤巍巍担半担水回家去用,有时候邻居沈姓的一个发小帮我抬。地里的农活更是指望不了他了,都是病中的母亲,还有附近的乡邻帮着做,因为这,母亲没有少埋怨父亲。这样的情形,一直随着父亲卸任了村长才结束。 后来随着我和妹妹慢慢年龄增大,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又成了父亲要去“攻克”的难题了。 1999年,我随着南下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起,去了广东,因为自己能赚一些钱了,家里的日子才略为好一点点。但随着我的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又“陷入”了老年劳作“军团”中了。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五六十岁的人了,除了料理自己家里的几亩土地外,还日日的去给别人耕田、收割水稻、在建筑工地上作小工。2014年时,家里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我们终于为父亲可以少劳作一些庆幸时,他又悄悄的背着我们把村里其它人已经荒掉的几亩土地种了起来,以至于村里和他同龄的人都笑话他,说他是财迷。每当别人这样笑他时,他都是笑着说:“不是有孙子了吗?给孙子将来讨老婆赚点钱。”而我们每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劝他少做一点时,他总是满不在乎说没事没事,身体好的很。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患的高血压了,而我们不知道。 2009年,我随公司搬迁到九江,因为离家的距离近一些,慢慢的回家的次数也多了一点,2012年,我接父亲来我上班的地方玩,刚刚来了两天,就说没事做不习惯,后来又勉强玩了一周,就只好送他回家了,在那一周,仅仅只抽周末陪他上了一次庐山,仅仅只是看了了庐山会议旧址、美庐、仙人洞等地方,当日下午就勿勿下了山。 如果生活永远就是这样子的忙碌、也或是永远就是这样子的平淡也好啊!可是,2020年的农历腊月二十日家里的一通电话,把这一切都摔打的“七零八落”。 那一天,父亲因为脑出血,住院抢救了。 接到电话那一刻,我一下子懵了,在我印象中那高大伟岸的父亲,怎么会脑出血呢?那个一直做事风风火火,吃饭大口吞咽的父亲,怎么会要医院抢救呢?一刹时,我的心中如同倒下了一面高山,压的我出不了气了。等我赶回家去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两天了。在探试时,看着父亲没有血色的脸宠,不禁悲从中来。在重症监护室里十来天了,父亲仍然没有清醒过来,就有医生暗示性的说,像我父亲这样的情形,醒过来的可能性可能不大。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父亲是坚强的,他一定可以醒过来的,果不其然,在将近20天的某一天,父亲醒过来了,醒来的时候,我们一家都喜极而泣! 这一次的脑出血,父亲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在住院的日子里,日日的靠在咽喉开孔插入气管呼吸和从鼻子插入的胃管进食,所受的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不可谓不大,我相信这是常人都无法体会到的痛苦,但是父亲靠他的顽强毅力终于战胜了病魔。在快出院的前几天,医生陆续的拔除他咽喉上的气管和鼻子上的气管后,父亲就坚持要下地走路,自己拿碗筷吃饭,自己喝水刷牙,拿电动刮胡刀自己刮胡子,我想他是在锻练自己,担心病患后落下后遗症。到出院的那天,父亲已可以自己很稳当的走路了。这一切,让他的主治医生惊奇不已,连连的说他治疗的类似病人中,父亲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但是恢复的却是最最好的。 出院的那天,妹妹给父亲买了一束花,父亲笑的像个孩子。 父亲出院后,过了他69岁的生日,就和母亲一起,随我一道来江西恢复疗养。后来因为我的耳疾,于2021年的9月份,父亲和母亲又回了老家。 这一次的生病,把以前生龙活虎的父亲彻底改变了,虽然说在行动和生活自理方面恢复的很好,但是在语言和思维上,却留下了无法逆转的后遗症。父亲日益的沉默寡言,所有的交流语言也非常简短,但是他仍然在操心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儿子的玩具被别的小孩子拿走了,或是家里的东西让别人借走了,他都会用他的“语言”去提醒我们,每天晚上他仍然保持在门口转一圈的习惯,看一看门口的椅子或是东西是否都收进来了,才会关门休息,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将近离世的时间。
2022年的冬腊月,新冠疫情管控逐步放开了,父亲和母亲也感染了,发烧、咳嗽,但是后面都又痊愈了。 2023年清明节,我们按惯例给父亲、母亲去体检,这次的体检,发现父亲得了癌症,而且是到了晚期了。2023年的劳动节前夕,我们带父亲和母亲一起乘飞机去了北京,完成了在以前对父亲说带他去天安门看毛主席的承诺。在去北京往返的五天旅途,父亲的状态一直很好。
2023年5月底,父亲的疾病最终还是恶化了,健康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日日的出现了问题,先是吃的越来越少,后来就只能吃流食,再到后来水米不过,于2023年6月7日,于世长辞! 父亲逝世后,丧事过事时吃的稻米,还是他在患脑出血前种植而收获的。 今天是父亲节,做为儿子,心情却是异常悲伤和痛苦的,唯有写上这一些,,但愿这一篇小文,和祭祀在父亲灵前的香烛一道,飘向天堂的父亲,向天堂的父亲,献上一份特殊的“父亲节礼物”!
抱瓮乡人2023年6月18日夜于庐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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