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5月日4日，柴桑区陶渊明文化研究会成立，区委书记盛炜出席并授牌。据悉下半年柴桑区将举办全国性的陶渊明诗歌节。这是陶渊明研究的新现象，也折射了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地方文化。
晋陶渊明被誉为中国“田园诗祖”“隐逸诗宗”。他就生长在庐山脚下，无可争议。庐山更因其《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而成为世代文人的精神乌托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退隐高节，向往自耕自足的桃源生活，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向往和仿效。
陶渊明当时诗名并不显，隐居柴桑栗里，至唐时被李白、白居易推崇。白居易《访陶公旧宅》仍记：“子孙虽未闻，族氏犹未迁。”山南面阳山陶墓、栗里柴桑桥、醉石归去来馆、斜川磨鹰岭是陶公仅有的旧迹。
1985年，九江县借许德珩老题写“陶渊明纪念馆”的东风，将面阳山陶渊明墓迁往新县城沙河街蔡家洼（据调查，面阳山一直属星子县境，建海后仓库时才星九两县田地置换）。徐新杰发出“可怜彭泽令，不得见南山。”之感慨。
1985年7月16日，“陶渊明研究会”成立，选举徐新杰为会长。第二年7月在秀峰召开影响深远的全国性陶渊明研究座谈会。星子县“陶研会”和“五柳诗社”是全国叫响的文化品牌，走在全省的前列。段德虞、徐新杰、杨国藩诸贤成就了山南文化，也成就了自己的终生事业。
2006年8月19日，由星子县老协及五柳诗社发起倡议，在秀峰大道和环山公路交叉处建陶渊明石雕像奠基，欧阳森林为“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2007年2月，由刘小可设计的陶渊明花岗石雕像落成。
2012年，位于星子城西斜川磨鹰岭的陶渊明故居，打造建设为“斜川公园”。12月，“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温泉召开，陶勇清为“陶渊明文化研究会”会长。
有网友戏言争陶公籍，抢陶公牌现象：陶公分身无术，只能各处轮住，蔡家洼、吴山、面阳山、岷山各分一天，醉石馆、栗里桥、磨鹰岭周末小宿，武陵、酉阳、宜丰探亲去处。
为此呼吁：共打乡贤品牌，共促文化繁荣。
现将网友星湾一篇旧文《陶渊明的出世思想和庐山的隐逸文化》刊发，以为志。
陶渊明的出世思想和庐山的隐逸文化
庐山，本名“匡庐山”。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又作匡裕，匡续，匡肃）兄弟七人结茅为庐隐居于此而得名。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简称“庐山”（又作康山）。“庐”者，神仙之庐也。古时将隐居得道的人称为神仙。匡俗应该是庐山的第一隐士。
从来源和本质上来说，庐山其实就是一座隐逸之山。我认为隐逸文化和刻石文化、宗教文化一样，是庐山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晋代陶渊明，被誉为中国的“田园诗祖”“隐逸诗宗”。他就生长在庐山山下。庐山更因其《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而成为世代文人的精神乌托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退隐高节，向往自耕自足的桃源生活。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向往和仿效。历代不乏受陶公出世思想的感染和影响，托迹避世于庐山之人。
自有记载的匡俗之始，庐山历史上到底曾有多少人，因不同缘因在此隐居？我曾试图统计过，但发现是徒劳的。然而庐山隐士的人格魅力，却渐渐清晰。与“长安城外终南隐，一心只盼帝王召”，欲走“终南捷径”的终南隐士不同，他们是一群真隐士。形成了庐山独特的隐逸文化，增重了庐山文化名山的内涵和地位。
看破红尘，遁身世外的出家僧道之流，当然是一种隐居，而且是纯粹的隐士。庐山的佛教和道教一直是全国的瞩望之地。或为宗派祖庭，或为一时中心。为示区别，本人将其另归为宗教文化一类。
释道之外的文人士大夫一类的隐逸文化，与陶渊明思想最近，受陶渊明思想影响更深。他们或晦迹遁世，著书立说；或山中攻读，以图仕进；或愤时嫉俗，超然世外；或乱世遗民，远避山林。他们，丰富多彩，灿若星辰。
在陶之前。汉司马迁（前145—前90年左右）注《史记》：“予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相传庐山紫霄峰有大禹石室，内刻蝌蚪文“洪荒漾，余乃辇。”明代郭子章（1542—1618）在《豫章诗话》开篇中就说：“予谓石室六字，实开豫章万世文字之祖，与衡山禹刻并大域中。”石室刻字言之凿凿，今却难寻。大禹导水敷浅原（即庐山）石室隐居，也仅存联想。山北刘越洞也无非传说，无从考据。
庐山西端有山谷曰庐山垅，又名桃花源，康王谷。《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皆载：“康王者，楚怀王子熊绎也。秦灭六国，王避乱谷中。”山谷深处有村庄称半山康家。此村康姓据传即为熊绎之后。康、熊本自一脉，至今仍存互不通婚的祖训。两千年前的末世遗民，存续至今，着实可观。
山南灵溪观又称三将军庙。据《庐山志》载：秦时有武士十三人，弃官南游求仙至庐山。其中十人去豫章，惟唐健威、李德殳、宋刁云三人隐此。
三国董奉（220—280年），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曾任候官县小吏，后归隐庐山，行医济世。《浔阳志·董奉太乙观》记载：“董奉居庐山大中祥符观。”陈舜俞《庐山记》“归宗之西百步，至灵溪祥符观。”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盖源于此。
晋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为谋生路，二十岁时便入世出仕，开始游宦生涯。他也曾经满腔抱负，《杂诗》中有见：“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出仕的原因，在《饮酒》诗有：“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公元405年因不愿束带以见郡督邮，辞去只当了83天的彭泽县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挂印归去的原因，乃是不与世合。这些在其诗中都有迹可寻。“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终于顿悟解脱，回归田园，返璞归真，如《归去来兮辞》中所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隐居山南柴桑栗里。至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仍记：“子孙虽未闻，族氏犹未迁。”
靖节先生风高千古，后人景仰，是庐山隐逸文化的标杆。
唐时，有陈伯宣从福建仙游来庐山，隐居山北圣治峰下龙潭窝，注《史记》行世。后唐玄宗征其地建九天使者庙（宋改太平宫）。陈氏一族为保风水，请求留一地设祠。至陈旺迁居德安，始有蔚为壮观的“萃居三千余口天下第一，合爨五百多年世上无双。”的“义门”文化。
唐李渤与兄李涉，先隐东牯岭李渤垅（地以人名），后隐栖贤谷（地以人显），再至后屏山隐居攻读。韩愈致信劝其出山入仕，有“朝廷士类，引领东望，若景星凤凰，先睹为快”句。李渤长庆年（821—824年）担任江州太守，在后屏山原先的隐居地修建亭台楼阁，广种花木，以为游胜。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创办“庐山国学”。至南宋大儒朱熹，发扬光大。才有了白鹿书院“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盛名。
同时，刘轲为避“天宝之乱”，隐居庐山，建草堂凌霄峰下（一云万杉寺东），元和年登进士，后其地为凌云庵。李逢吉读书凌云峰下，后登进士，名折桂寺。杨收，隐居五老峰下长岭，后官至宰相。其地为回峰寺，至今仍称“杨府第”。清后星子县命名乡党，其地因杨收一族声名显要，取名栖杨党。民国时改为海会乡。
南唐时，史虚白、陈贶（kuang）、郑元素皆是隐居不仕的名人。郑元素隐居的青牛谷，在五老峰下半山腰的芝山寺下，现在称为伍家岭。仍旧古松蔽日，风景清幽，别是一番境界。
至宋代，庐山隐逸文化达到高潮。
颍上县令刘涣（1000—1080年）高节不容于世，年五十（《宋史》及墓志皆载，同治《星子县志》误记“年四十”，）挂冠归隐山南落星湾。欧阳修赋《庐山高》赠之。苏辙赞为“冰清玉刚”。其子刘恕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王安石变法，建议宋神宗设相当于变法“国家体改委”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户部、度支、盐铁等三司财政大权。刘恕因为思想上倾向于保守派的司马光，推辞了王安石推荐其担任此职的美意，而要求到南康军担任“监酒税”的小官。而韩绛因为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改革，被王安石提拔为宰相。
山阴县令陈舜俞（1026—1076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被贬监南康军盐酒税。他与刘涣志同道合，经常骑黄牛往来山中，特别是山南卧龙岗一带。著《庐山记》行世。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开山祖，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幼年时深受其母舅李常喜爱面命。李常兄弟少时从建昌来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隐居读书，后进士及第，官至尚书，留下藏书九千余卷。
陈瓘，刚正敢言，熙宁时因右司谏任上得罪奸臣蔡京父子，谪贬南康，宣和中始得以管勾太平宫。
宋状元阆州陈尧叟（961—1017年）后裔陈篆（误作“慕”）官左朝散大夫，“以蜀险远，遂徙家庐山之下”，携其父陈圆隐居南康城后山。黄庭坚《驻舆遣人寻访后山陈德方（陈圆）家》诗有“江雨蒙蒙作小寒，雪飘五老发毛斑。城中咫尺云横栈，独立前山望后山。”“后山陈氏”陈圆、陈慕、陈准、陈秬、陈秠、陈畦、陈畤五世七杰，为星子名门望族。后山陈氏“甲秀堂”所藏帖与书，号为“天下第一”。一直传到元代天倪先生陈征任江浙儒学提举，流寓苏州。其子陈汝秩（1329—1385年）、陈汝言（1331—1371年）皆元末明初名士。
担任过武陵、蕲春、黄梅三县令的唐汝州，也辞去县官的热门职务，求得庐山主管祭祀庙观的祠禄官这一闲散官职。将儿子过继给他人，将所有家财分送各寺庙，携妻子在寺院之间轮流食住。
南宋曾任提举官职的毛希元，与兵部尚书致仕退隐南康城的曹彦约关系友好。毛希元曾怒骂四川宣抚副使、兴州知州吴曦叛宋降金而闻名，后退隐庐山卧龙岗。这些在叶适《毛希元隐居庐山卧龙瀑》诗和袁燮《赠毛希元二首》上记得很明白。
明清换季，庐山聚集了一大批明朝遗民。其中以宋之盛（1612—1668年）为首的“髻山七隐”著名。住持栖贤寺的一代高僧天然函昰（1608—1685年）身边，一些欲图“反清复明”的前朝子民如屈大均等聚散不定。还有黄端伯、汤来贺。黄端伯万历末年隐居庐山，曾助憨山德清建万寿寺。崇祯元年中进士，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明亡城破，与礼部尚书钱谦益媚降相反，慷慨就义。汤来贺崇祯进士，南明兵部侍郎兼广东巡抚（司马总宪）。明亡后汤来贺清守名节，江西巡抚安世鼎亲赴南丰汤家，以“入山非出山也”，说动汤来贺主白鹿洞书院。一时俊彦辈出。
崇祯末年，明尚书陶尚德的曾孙陶孔肩，在卧龙岗陶家山结茅隐居。“拟绝命辞，感怆悲愤，寻疾终。宋之盛为文以祭之。”白鹿书院生员陶性中（似是陶孔肩子辈），在卧龙岗上游陶孔肩题“钓滩石”的对面刻下《五噫歌》，落款时间故意不署清顺治四年（1647年）的年号，而写上时已灭亡的南明隆武丁亥年号，以示节操。
清。有苗蕃、张自烈、朱燕西皆隐庐山。或辞官归隐，或清节不仕，或避兵入山。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易顺鼎（1858—1920年）在观音桥西建“匡山草堂”奉母隐居，以“六泉水”分寄鄂湘督抚大员张之洞、陈宝箴，为一时雅事。
民国时。陈三立（1853—1937年）1930年从上海来庐山，隐居牯岭“松门别墅”，倡修《庐山志》，委吴宗慈总领其事，1933年离山。李拙翁（1868—1949年）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高足，在江西大学堂专讲地舆学。民国后任上犹、恩施县长，后调任彭泽县长，喜道：“今吾其为陶渊明乎？”乃辞官隐居庐山。刻“辞彭泽宰，近栗里居”印明志。发现白居易咏桃花地，建花径“景白亭”。1921年2月辞高要县长职归乡的古层冰（1885—1959年）来庐山，先后在白鹿书院、“土马楼”（阮家棚后）隐居。后得粤将曾晚归之助，在观音桥东高坎建“葛陶斋”，门榜“门前学种先生柳，日暮聊为梁甫吟。”以学诸葛亮、陶渊明二隐。1922年邀曾晚归、侯过等友人在太乙峰下辟建太乙村，辟“隅楼”。1925年受聘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有李一平（1904—1991年）1932年在庐山牯岭开设“茭庐精舍”，1934年在五乳寺茶子垅开办“存古学堂”，是当时著名的平民学校。和严重、青松和尚同誉为“庐山三杰”。
与古人的隐居不同，今人在物质生活满足之后，寻求精神层面的寄托。返璞归真的陶渊明，世外桃源的庐山垅，无疑就成了某些人心向往之的圣地。
浔阳范博士，应该是近年入隐庐山垅的开先河者。他舍家别子远辞广州，租住督里钱村民居。据说是个医学和哲学双料博士，吹箫弄筝，吟哦诵朗，颇有隐士之风。罹患重疾的他，在桃源真境得以偷寿十年。
山顶金凤岭，恍若世外之境。这两年来了一对外地夫妇，招收一些儿童学国学，练武术，兼带接治一些疑难杂症。已颇成规模。
一位中国作协会员，为奉八旬老母，隐入桃花源中。心灵深处的桃源真境与现实当中的桃源美景相碰撞，必能擦出创作的火花。
还有一位颜老，德高望重。退休之后，远避浔城繁华，结庐五老峰下，与亡夫人茔冢为伴，著书寄情。
研究当今庐山的隐逸文化，桃花源里一个叫“张小砚”的奇女子，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尚未谋面的她已是网络大紫的“红人”了。她“83元钱走完川藏路”的故事，实在传奇。她的天涯帖点击超过1800万，蔚为壮观。她的“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无数人的梦想会联接成为一个社会的理想，不必相同，但都在成长。”颇具诗性和思想。她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也有一个操他大爷。”率性纯真。她的“忽然好想找一个男人睡一下。”性情全出。这种人，“太真实的有点不真实”。这样真实的人在当今社会不存在。魏晋之风当此尔。
民国李拙翁一听被任命为彭泽县长，便喜道：“今吾其为陶渊明乎？”乃辞官隐居庐山。今张小砚从彭泽来，入桃花源，做“山中酿酒师”。陶渊明的影子，桃花源的理想，真的有洞穿千年的魔力？
我在想，当今发展庐山旅游，开发旅游景点，桃花源到底该如何打造？大兴土木，砸钱投资，会破坏了桃花源的纯净和美好，得不偿失。
还是留下那如今不多的朴素，自然吧。
心中桃源，梦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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