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的尘封往事

蚂蚁

郭先生与他的佣人

——牯岭的尘封往事



牯岭美国学校校友70年后回到庐山。


　　1935年秋天，牯岭很不景气，十分萧条，父亲说，祖父就是在这一年带着他上牯岭的，我们老家在曹家垅，头年闹了大旱灾，村里人在四处讨饭。
　　“他是在发现人才”
　　上山后，父亲他们靠做零工度日，工难找，有一天没一天的，找不到工作时，就没有饭吃。有一天，他们做工的人聚在一起，无意中遇到了一个洋人，这洋人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夹了个拐棍，看起来和蔼可亲，有的人跟他熟悉，叫他郭先生，有的又管叫他郭洋人。
　　郭先生是英国人，只知道他是个在庐山做建筑的开发商，他有一门店在平安旅社旁边（现山洞旁），家就住在长冲东谷的河西路（41号别墅），在小教堂对面。他是来叫大伙儿做事的。
　　父亲那天做的事是清理家院，他家院破败久荒，割草、平地、挖沟等工作量很大，几个人天天来做，按天数结帐。可大家能找到事做十分不容易，所以就天天慢腾腾地做。大院落只那么多的活儿，竟然做了十多天。只有我祖父和父亲例外，他们忠厚老实，只管做手上的事。
　　一般人都说洋人不谙世事，洋人走路是笔直地走，不知拐弯。如果他们去找人，人家躲在门角里他就找不到。可这位郭先生不是，他精明着呢，没有人知道，他天天就在窗台上向下悄悄地张望，哪个人在偷懒，哪个人不偷，几多天下来后，他心知肚明。
　　结账那天，大家都得了钱，可我祖父和父亲俩人不发，郭先生也不解释，这下子，他俩心里纳闷：我们也天天做事，没有偷一下懒，工钱为什么不发我们？
　　待大伙走后，郭先生叫住了他爷子俩，跟他俩说，工钱我会给你们的，马上就给，而且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等大伙走远了，郭洋人这才说，他家里要长期雇用两个佣工，这几天请这么多人来整理院落，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在发现人才，挑选人才。他看中他爷俩儿做事老实，祖父一听说有此等好事，求之不得，在那年月找工做真是太难，太难的了。
　　“连我家的佣人都要抓？”
　　郭先生人真好，在他家做佣工，每月规定发两块大洋，而且选取一小房子让他们居住。平时就是扫地，种花，割草，再打打杂事，从此，祖父和父亲两人生活就稳定下来了。一个月有两块大洋生活的人家，对于当年，真可以说是进入了天堂。不久，又因为有了住房，祖母和我姑姑们也从乡下接上牯岭。就这样爷子俩老老实实做事，郭洋人很满意。天长日久，主佣之间便渐渐有了家人般的感情。
　　1938年底，日本人攻打庐山，中国军队在山上死守，几个月后兵源不够，一天，父亲被当时的国民党保安团抓了当兵（就关在中路修道院），此事祖母知道后，曹家几代人都是单传，只父亲这一独子，全家人心急火燎，祖母就一直哭。
　　这哭声让郭先生听到，他得知此事，立马穿上他的西装礼服，戴着礼帽，走到国民党保安团团部（124号别墅），见了哨兵，他说要见他们的长官，他是个英国人。国民党对洋人是另眼相待的，长官出来了，他说了这事，又说出父亲的名字，于是，他去找父亲，父亲就关在那里面。郭先生说，这位就是我家的佣人，你们连我家的佣人都要抓？
　　很快，父亲被放出来了，全家人对他感激不尽。
　　“郭先生帮过许多难民”
　　又有一次，是日本人攻占了庐山。一天早上，父亲烧火炉倒炉灰，炉灰火未燃尽，倒在山边后就引发了山火。日本宪兵队赶到又抓走了父亲，这一下祖母又去找郭先生，可此次不同于上次了，上次是国民党抓走的，好歹是中国人，这次是日本人。开战后英日关系恶化，他去找日本人没有用。可我们一家人就只认识他郭先生。
　　没有办法，郭先生又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夹了拐棍走出了门。他想他在庐山还有个德国朋友，可能行！于是，他去了，与他德国朋友一说，那朋友就陪他去了一趟，日本人畏惧德国人，见到德国人，父亲又给放了出来。事后才知，如果不是郭先生，日本人最狠毒，谁要是在牯岭哪地方打了枪，放了火，他们抓走人，不问青红皂白，说杀就杀。
　　日本人攻陷庐山，郭先生也帮过许多难民，有一居民蔡某，他一家人由郭先生安排在94号别墅避难，一家子有大人有小孩，小孩子爱哭，日本人到山的第一天，就有94号别墅别的居民请日本人赴宴，郭先生有心地拿来糖果，哄小孩子，说千万不要哭。生怕日本人发现这里有中国难民，结果相安无事。
　　父亲还是父亲
　　郭先生喜欢牯岭，一直到日本人投降，他还在牯岭，牯岭此时一天天穷困萧条，他的家景也渐渐惨淡，难以维持。有一天，他找到我父亲想辞退父亲（祖父已去世）可他先不说，而是先在美国学校找到一份父亲适合的厨房工作，做烘烤面包点心，待找妥当之后，他才说，“是我的家境不好，真难以启口，是迫不得已才辞退你的，请你原谅，可我已经给你另找到一份工作，那地方也是我的好朋友，和我的家一样，只是换了个地方，请你放心……”
　　从此后，我父亲就在美国学堂做白案。因年景不好校长亲管厨房事务，父亲工作仍然是任劳任怨，一五一十。
　　在此工作，父亲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
　　学堂人多，厨房大，天天烘烤面包、饼干、蛋糕等点心，但隔三差五，就有人作小动作，下班时衣服中捎一点，口袋中放几块，家里人没有饭吃了，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我父亲就不，他再穷再饿，死人也不做这等不光彩的事，他天天空手来，又空手去。
　　这事居然让校长发现，有一天，校长叫父亲去，父亲不知何事？到了办公室，校长问他，你天天来上班，别人都拿点心回家，你怎么不拿呢？父亲说：“我来做事，学堂里给了我工资，我为什么还要拿东西回去呢？”
　　校长笑了笑说，“你真是老实人，这么吧，这桌子上的点心你拿回去。父亲一看，两筒饼干筒内装有点心。”见此，父亲连说，“不、不……”校长又说了话，“你们都是同样人做同样事，老实人总不能吃亏，你拿去，这是学堂送你的，他们偷我都知而不闻，我给你，你还不收？人和人真有许多的不同。”最后推托不过，父亲才拿走了。这两个饼干筒“文革”前还在我家里呢，后来，年岁太久，筒底烂了才给丢掉的。那筒子很好看，我见到过，圆圆的，上有盖，外面写有许多英文字。
　　“一言不发，两眼却在流泪”
　　1951年的庐山，通知所有的外国人回国，这所美国学校也在其中，大多数人见美国人要走了，他们见东西就拿，家具，灯具，大小玩艺儿，只要可以搬得动的，都拿走，有点像抢。父亲仍旧是父亲，他老老实实，手不伸一下。
　　此事又让校长知道，父亲又被叫到办公室。只听到校长在说话，父亲一言不语却在两眼流泪。临别时校长送给我父亲几样东西——望远镜、照相机、白金丝眼镜、手表各一件，还有一些小玩意儿，有些东西如今还在，我们家一直保留下来。
　　郭先生也是那年走的，临走时，郭先生问过我父亲，能同他一起去英国么？郭先生是真心诚意地邀请，他当然可以带他的佣人回国。父亲终归是父亲，他是老实人，老实人哪敢漂洋过海，还要坐一个多月的轮船，又远离家人呢？临别时又除了流泪，他送郭先生在新路口，他竟说不出一句话了，只是拉住郭洋人的双手不放。
　　父亲在2002年去世，他生前总是悄悄地说，在牯岭的洋人们有的并不坏，有的洋人简直太好了，但是当年的日本鬼子是坏透了。
　　那位美国学校的校长姓什么？不知，而那位郭先生叫什么名字？也不知，可惜，父亲已去世，就没地方问了。(曹正中/口述 邵友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