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鄱阳湖

蚂蚁

为人民谋幸福，为子孙保生态。这是一项宏大的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民生工程!为鄱阳湖祈祷，我为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鄱阳湖畔的父老乡亲祈祷。

吴城望湖亭

候鸟

渔汛

　　鄱阳湖，魂牵梦萦的那一湖清水！每当我坐着汽车或火车从她那画一般的湖景边经过，每当我乘着飞机从她那梦一般的上空飞过，每当我坐着轮船从她那玉一般的湖面掠过，每当我站在庐山含鄱口上眺望她那晶莹茫茫的身姿，我总是感慨万千，忆想联翩。
　　我在鄱阳湖边上工作生活了4年。时间不长，却刻骨铭心。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度过，为人处世的思想性格在那里初成。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草，那里的人，常常一一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1970年的1月，作为下放知青，作为人生第一次正式参加工作，刚过17岁的我和八百名同学打起背包，从云居山脚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来到了恒丰农场。农场位于永修县的东北区，面临鄱阳湖，东面就是吴城镇和今日的鄱阳湖候鸟自然保护区，北面与星子县、德安县相望，我所在的二分场的大部分都与浩浩荡荡的鄱阳湖交接。
　　在这里，我的第一次劳动就是向血吸虫开战：在龟山湖湖边上铲草皮。龟山湖只有千把亩水面，是人工在一座形似乌龟的小山下建起一条小堤，把鄱阳湖截下一小段形成的内湖。把草皮铲起来，不是像今天，可以卖到城里铺草地赚钱，而是堆起来捂实让它发酵，把草皮里的钉螺沤死，以消灭血吸虫。当农工师傅在草皮里找出钉螺给我看时，我才开始感觉到了血吸虫的威胁。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劳动的甘和苦。那是修建一座中型扬水站，扬水站建在鄱阳湖边上，就是把鄱阳湖的水抽上山来灌溉。站在水站高处，脚下就是鄱阳湖。初春时节，鄱阳湖水还在那远远的水天之际，没有涨过来，湖草却已有几分浅绿，眼前分明就是一片春色，似乎这不是鄱阳湖，而是大草原，让人心胸开阔，心旷神怡。就在那个工地上，我学会了打炮眼，手掌上血泡叠血泡，用手帕包着，咬着牙，继续挥大锤；我练出了好肩膀，挑起了我自己以前没有挑过的两百多斤重的担子；也练出了好饭量，一斤半米饭下肚不觉得饱，至今对米饭感情不减。
　　在这里，我第一次骑上了马。我们看见那湖地草场上远远的有十几匹马。一问，才知道，那是从部队上退役下来的战马。这可是大刺激！于是几位想玩马的“伙伴”，趁中午大家休息时去找马了。都是城里来的学生，谁也没骑过马，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马都没有鞍，怎么骑呀？情急之下，什么也不顾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是马！就有两三个性急的抓住马鬃往上跨了。有的根本就上不去，白抓了几根鬃毛；有的上去了，却是比较矮小的马，只在原地转圈圈。其中有一位外号“猛将”的哥们骑上了一匹高大的枣红色公马，那马厉害，甩开四蹄，朝湖水那边奔去。我们都惊呆了。那位老兄真行，右手放开鬃毛，像举起马刀一般在空中比划着，大声叫起来：“为了列宁，冲啊！”这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结尾的一个片断：列宁的卫士瓦西里上了前线，骑着战马，手拿马刀，高喊着向敌人冲去，很酷！很帅！平时我们都喜欢模仿。就在我们为这位老兄的酷举击掌叫好之际，只见那马儿轻轻一抖，就把那位老兄抖了下来，掉在草地上又滚进了水沟里。大家是先惊后乐。我还幸运，抓到了一匹不高不矮的白马，骑上去，转几圈，开始跑起来，越跑越快，渐渐地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于是也叫了一句“冲啊”，只是不敢放开手中的马鬃。正得意时，那马突然仰首举起前蹄，把我掀了下来。还好，鄱阳湖草地的草是柔的，地是软的，一点也不痛。惊去乐来，痛快！潇洒！
　　在这里，我第一次参加围湖造田。我们分场那块造田面积有四五百亩，需修建圩堤大概有一里来长。立冬时开始，两百来人上阵，春节前干完，任务很紧。我们住的是草棚、垫的是禾草。冬天鄱阳湖的风真大呀！晚上风吹得“呜呜”直响，冷风直往被子里钻。白天还是风，送上来的饭菜就见不到热气，吃慢了，就成了冷饭团拌土灰了。当时的工具就是锄头、扁担、土箕，后来来了一部“东方红”推土机，任务是压实土方，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临近春节时，圩堤基本成形，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剩下的就是让那部推土机在那儿修边压实。我当时一是学会了几首民歌劳动号子。当地的农工师傅不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苏北和皖北迁过来的，他们的民歌号子与我们江西的虽然很不一样，也挺好听，挺逗乐的，能让人忘记劳动的疲惫，能融洽劳动者的情感。二是学会了开推土机。现在看来，推土机最好学了，不像汽车那么快，也不像自行车会倒，双手抓好两个方向把手，脚踩油门，眼睛向前看，别慌别乱，“突突突”就开上去了。开推土机的师傅是一位老知青，比我大五六岁，人很好。他见我总会在休息时走到他这儿来，坐在机车上问这问那，心里就有数了：“想试试？等下收工时晚一点走，我教你。”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还教我开四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虽然那时我开得都不怎样，但为我后来学开车奠定了很好的心理基础。
　　在这里，我第一次参加抗洪。1971年，分场组建了知青连队，我们这个连有八十多名南昌和上海知青，在十几户农工师傅的指导下，负责管理一百多亩山垅水田、两百多亩熟地、两百多亩新茶山、八百多亩湖田以及半个龟山湖面，还有一座砖窑和一个可养一千多只鸡的鸡场。鄱阳湖，涨时一个面，三四千甚至五千平方公里；涸时几条线，就是几条大河沟。大概是1972年夏天，一场大洪水袭来，湖田全淹了。正是早稻将收的时候，淹得心疼啊！我们站在被淹的湖田里，一把一把地将稻穗捞起来，割下，能收一点是一点。有人提醒我们：当心血吸虫！那时哪顾得了那许多。洪水越来越大了，眼看就要倒灌进龟山湖。一旦外湖水漫过湖堤，甚至出现塌堤，那内湖里面养的十几万尾鱼就全跑了。我们提心吊胆，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看守湖堤。我当时是副排长，也就是生产队副队长，值夜班的任务就我来承担了。有一位老农工李师傅指导，我领着几位伙伴在堤上巡逻，到闸口上查看。虽然是仲夏，但鄱阳湖的夜风却是凉习习的，让人犯困。过了午夜，水开始退。李师傅说：这下可好了，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他让我们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会儿。刚坐下，守闸口的人来报告，说是抓到了两条大鱼，一鲢、一鲑，都有十来斤。大湖养大鱼，一点不假。不过，十来斤重的大鲢鱼，常见，五斤以上的大鲑鱼就难遇了。正好肚子也饿了，打牙祭吧。李师傅烧起灶来，这边开始剖鱼。遗憾的是当时食油太少，我们也不好意思让李师傅多放油，只是在锅里滴了几滴，表示一个意思，鱼就下锅了，多放姜、蒜。那夜，大家吃得高兴，吃得痛快，鄱阳湖的鱼真鲜！
　　在这里，我第一次参加“打大阵”，至今后悔不已。当时围湖造田，各地都在干。修建围湖的圩堤时，一定会在两座圩堤之间留出“无主湖地”。这种地，当湖水水位低时，小则三四十亩，大则上百亩；水位高时，一分也没有，全被湖水淹了。所以这些地，政府也不计算种植面积。湖地很肥，如果当年不涨大水，农民兄弟去种点什么，不需管理，收成也不少。1973年吧，我们连的农工师傅在一块无主湖地上种下了四五十亩芝麻。到了收获的时候，竟然也是一片喜悦。喜悦归喜悦，还没有去收，对面圩堤里的农民兄弟就拿着扁担绳索来收获了，理由是：无主地上的东西老天爷给的，谁收归谁。于是一场“打大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方三四十位，有男有女，估计是一家一家来的，收到了芝麻就归各家，利益直接。连队领导调了我们知青上去做工作，也是三四十人。我当时正在窑上做砖，也被调上去了。领导再三强调，只要把芝麻收回来就行了，千万别发生冲突，更不要打架。芝麻是我们种的，可人家已经把芝麻都收好打捆了，有的已经挑到他们的堤里去了，这三四十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上去了，与三四十名决不会放弃利益的农民对到一起，能不发生冲突吗？真的打起来了，还越打越大。我是排长，不能让大家打出事来，下死力气劝那些火气大的伙伴，“别打！别打了！”谁听？谁也听不到。架没有劝住，我就觉得背上被硬物狠狠地打了一下，顿时感到胸闷，眼睛直冒金花，说不出话来。也不知是哪个小子干的，这要是打在头上，保不准就开瓢了。结果是，双方各抢到了一部分芝麻，各有七八个人受伤，我是轻伤吧。今天想来，何苦？那四五十亩芝麻，打出籽来，顶多也就收个两三百斤，当时是五角一斤，虽然那时我们的工资也就二十块钱，但赔上十几个人受伤，真不值！
　　说到那里的农工师傅、农民兄弟，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刚才讲到的李师傅，本地人，当时的年纪五十多岁，右腿残疾，但农活做得很好，耕、耙、栽、插，样样好手，做砖、烧窑、打鱼、养猪，件件精通，他说他是在鄱阳湖边上长大的，我的农活和做砖烧窑，大部分是他教的；为人更好，不仅和气，还乐于助人。他有一绝招，能用莫明其妙的草药治病痛。有一年夏天“双抢”时节，正忙，我屁股上长了一个疖，又红又肿，坐不得，走不得，躺下也难受。到医院吃药打针没用，还发起烧来。他让人把我扶到他家，从那放祖宗牌位的桌案上取下一个破铁锅，铁锅里有小半锅被灰尘蒙了的黑乎乎的东西。他吹去灰尘，又从炉灶里铲出些火烬来倒在堂前地上，放上铁锅，过了一会，一股药香飘出。他随手拿了一根小树枝，在锅里拨了点那黑乎乎变成黏糊糊的东西，放在草纸上。接着要我把裤子脱了，把草纸朝我那疖肿处贴去。顿时我就感到那地方一阵温热。他说：回去好好歇歇，明天就会消肿。其实，当天晚上就消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走路已经没有问题。我后来请教他，那是什么好药，他笑着说：都是鄱阳湖里的草。
　　在去知青连队之前，我先后在两个农工排（生产队）工作过，于是有两家非常好的房东。第一家姓章，章大伯在总场商店工作，夫妻俩好像都是皖北人。那时我们食堂的伙食很差，中餐和晚餐各是五两饭，菜就说不到了，常常是萝卜干、咸菜，有时就是酱油汤。章大妈对我很好，当章大伯偶尔从单位上带点好菜回来，她烧好了就会用小碗另盛一点，留给我。一个冬夜，我们几个人顶着大风大雨，把一位急诊病人送到总场去，来回十二里，全身湿透。回到住地，章大妈一家人已经为我们生起了火炉，还为我们找来了干衣服，连被窝都帮我们烘热了，真暖和！
　　第二家杨大叔，夫妻俩是星子县人。杨大叔对我们说，你们的根恐怕留不住，好好锻炼锻炼，将来的前途大得很。杨大婶很喜欢和我们聊天，问我们的情况。她家里有好吃的，一定会分一些送到我们房间里来。那时干活作兴比赛，你今天插秧一亩，我明天就要插一亩一分。杨大婶把我拉到一边说：比不得，累出病来不得了。她批评杨大叔：要干你自己去干。年轻人慢慢来，急不得。有几次干活回来晚了，食堂里没饭也没菜，她知道了，把自家吃的省下来给我吃。她说得好：我们家七八口人，一人省一口，也能管你的饱。杨大婶生了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是女儿，第六个是儿子。她说：我知足了。
　　除了李师傅、章大妈一家、杨大婶一家，还有许多至今难以忘怀的乡亲：那嗓门喊破天的老尹——他站在上垅村的山头上喊一句“上工了”，三四百米外的下垅村也听得见，大家都上工去；大学毕业下放到此“改造思想”却能让果树丰产的技术员广东人老陈；一坐下来嘴皮子不停故事不断而且特喜欢找我辩论的小组长老金；在我患疟疾高烧42度时抄近路送我去总场医院的老笪父女俩；在我染上菌痢，拉肚子拉得不成人样时，为我送来有效草药的小李……
　　鄱阳湖畔，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些事，那些人，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至今不能忘怀，也不敢忘怀。
　　今天，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消息传来，我心潮起伏：为人民谋幸福，为子孙保生态。这是一项宏大的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民生工程!我为鄱阳湖祈祷，我为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鄱阳湖畔的父老乡亲祈祷：结构优化的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快，城乡统筹的社会可以进步得更好；父老乡亲不会再去围湖造田了，不会再去为几百斤芝麻“打大阵”了；湖水可以得到有效的调节，血吸虫病可以得到更好的防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都将有更好的保障和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出现更新更美的面貌，乡村会更加美丽……　　我思念我的鄱阳湖，我祝福鄱阳湖畔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