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先生与庐山白鹿洞台榭

夏天

唐代的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云：“匡庐奇秀甲天下”。自司马迁将庐山载入《史记》以来，历代不乏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唐代以后，庐山又成为了天下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的首选之地，也是天下读书人迷恋的地方。“怜君少隽利如锋，气爽神清刻骨聪。片玉若磨唯转莹，莫辞云水入庐峰。”（《全唐诗·卷570》）好一个“唯转莹”必“入庐峰”。这首唐代潇湘诗人李群玉的《劝人庐山读书》七言绝诗便是唐代庐山读书风尚的写照。而当时纷至沓来的青年读书人中，便有洛阳的李渤与其兄李涉。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李渤、李涉兄弟的到来不但演绎了白鹿洞创台榭与白鹿国学的精彩，更为其后的南唐“庐山国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对话庐山：李氏兄弟“读什么书”？做什么人？

自古读书为入仕，子曰：“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士”、“仕”通义，原本作为古代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之所以位居前列，究其原因就是“士”是一个有学问的阶层。所谓“士”途既可以谓“修身”，也可以谓“立业”，还可以从政作官。尽管“士”途不一，但读书人“入仕”的目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入道明理、博学于文、成就做人。所以说“士”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国学的创造者与推动者。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从政之路者大有人在，但并非唯一目标。李氏兄弟不远千里来到庐山筑台读书却不为做官。据《旧唐书·李渤传》记载“李渤，字浚之，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后。祖玄珪，卫尉寺主簿。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渤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元和初，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李巽、谏议大夫韦况更荐之，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

在古代抗旨不尊是大逆不道，李渤以疾病为由推脱隐居之后，朝廷再于元和九年“以著作郎征之。诏曰:‘特降新恩，用清旧议’渤于是赴官。”为避免“新账”、“旧债”一起算，李渤被迫赴任。其后，尽管李渤政绩突出一再升迁，但耿直无忌仍然得罪不少朝廷重臣又不肯同流合污，最后还是“乃谢病东归”。当然，“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士”人，朝廷仍然没有放手。

与其弟李渤一样，李涉也不求为官，喜吟诗作赋钻研学问，为唐代著名诗人；后迫于朝廷征召也只应“太子通事舍人”、“国子博士”等秘书与幕僚性质的职位。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氏兄弟超脱的求学境界；这就是“秉道而行、弘道守真、独善其身、崇尚自然”。而这种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唐代“以道化人”的思想和扶持道教的政策密切相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在武周政权倾覆后，唐代的统治者崇奉道教的程度与唐初相比有增无减，希望道祖李耳的声望能为李唐王朝的合法性增色。而一些“士人”对于武周政权用法滥刑怀恨在心，故而对于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更乐于接受，倾向于亦文亦官、亦隐亦仕、亦儒亦道。

对话历史：李渤居所为何曰名白鹿洞？

在《旧唐书·李渤传》与《新唐书·李渤传》中，除记载李氏兄弟在庐山，或在庐山白鹿洞读书之外就没有更多关于“白鹿”与“李渤”相关的记载；元代以后，有关二者关系的神话传说开始被渲染。

元朝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载：“涉，洛阳人，渤之仲兄也。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乱兵，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石洞间。尝养一白鹿，甚驯狎，因名所居曰白鹿洞。”辛文房虽为元代西域人，但对于唐代诗歌的渊源与流变有较深刻的研究。然而，在他之前，并不见“石洞”与李涉“尝养白鹿”一说，庐山香炉峰下“石洞”的存在也不知根据何在？这也使得“白鹿”说愈传愈讹以至于最终形成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南康知府王溱祭山开洞，吕柟撰《新辟白鹿洞记》曰：“夫白鹿书院之有洞，犹吾儒之经记也”，说明因已无洞而开凿。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南康知府何岩又琢石鹿于洞中，并作《石鹿记》曰：“自唐以来，白鹿洞名天下矣，然历世既远，则鹿弗存，而洞亦圮”认为白鹿早已不存，而石洞也早已坍塌，故琢石鹿代之。经过这两位地方官员牵强附会的粉饰，后世便有了“神仙匡庐”的风物传说了；说是李氏兄弟在此潜心研读圣贤文章，由此而感动了天上的白色神鹿；于是神鹿便从天而降，悄然来到李渤身边，朝夕相伴，伺候左右，甚至还能下山上街，为李氏兄弟沽酒买墨与递简投书。为此，李氏兄弟也与白鹿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遂将台榭命名为白鹿洞。

当然，对于这些民间传说臆测的神话故事，一方面寄托了人们对于生态和谐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对道教徒所追求的生活画面的一种艺术创作与歌颂。但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要从历史事实出发，重视神话故事与思想观念的内在联系，把所反映的东西放在对评价对象的历史现象中去进行考查，而绝非是“无稽之谈”所能概括。

据史料考查，李渤自青年时代起便以“白鹿先生”自号而明志。大约在庐山读书期间，他曾来到长江与鄱阳湖交汇的湖口石钟山考察，并撰写《辨石钟山记》一文。在该文的落款中就有“贞元戊寅岁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记”。这里通露出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白鹿先生”是李渤自号。其二，“贞元戊寅岁”与李渤在庐山时间相近。《旧唐书·李渤传》载李渤：“太和五年，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月余卒，时年五十九”。由此往可推知李渤的生卒年为大历八年到太和五年。“贞元戊寅岁”离太和五年还有45年，正是李渤26岁左右。李渤自离开庐山与后来到任江州期间就没有中途返回庐山的记载。故此时的李渤当还在庐山隐居读书无疑。其次，李渤自号“白鹿先生”，这与李渤对道教信仰相关。《新唐书·李渤传》曰：“与仲兄涉偕隐庐山。尝以列御寇拒粟，其妻怒，是无妇也；乐羊子舍金，妻让之，是无夫也。乃摭古联德高蹈者，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於陵子、王孺仲、梁鸿六人图象赞其行，因以自儆。”可见李渤来庐山的目的是为修道而久住不离。庐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崇尚道家老庄思想与修道感悟相一致；来到庐山既可以研修道家理论，又置身于道教圣地，山川秀美，道氛浓郁，天上人间融为一体，这正是李渤所追求的。难怪他在《喜弟淑再至为长歌》一诗中有“我本开云此山住，偶为名利相萦误。”的悔意。

名号是自我追求的标志。李渤之所以自号“白鹿先生”是以“道”安身立命之寓意。李白在《游泰山六首》诗中便有：“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之憧憬。“白鹿青牛迎法驾，羽衣象简演朝仪”这幅出自泉州元妙观楹柱的题刻将道祖老子过函谷关的坐骑“白鹿青牛”相联系，表达出道门信仰者对“白鹿青牛”象征意义的理解。元代孔齐所撰《至正直记》载：“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篆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其实，自唐朝以来，白鹿纸便是灵宝派、上清派符箓画符的专用纸。这种命名理念源自对修道长寿的追求。《抱朴子·内篇》曰：“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葛洪还在《神仙传》中有白鹿与道教神仙人物的故事。

这样就不难理解李渤为何用“白鹿先生”自命其在庐山读书台榭之名？换句话说，“白鹿先生”是李渤根据自身既从道又修文的志趣而取的自号。那么，修道读书之人的居所为何以“洞”为名称呢？“洞”之本义是“窟窿”之穴；在道教中，指处在深山中的神仙居住之处，并延伸为道士修道的居所。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便有“且放白鹿青崖间”的幻境描述，而李渤只是将这种幻境用在现实中对台榭的命名罢了。

南宋王应麟《玉海》中载“白鹿洞”条：“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这里，王氏将“洞”与“台榭”相联，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即均为道教宫室之意。在古代，台榭是规模不大的宫室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至唐朝后，台榭式宫室遭淘汰，却还延伸为道教藏书建筑之称谓。李渤在庐山创立白鹿读书台榭，便是有此涵义。到了元朝以后，“白鹿洞”名称的真正涵义被逐渐湮没，这也反映出自宋明理学兴盛后，时代精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与道家学说再也难以恢复到李唐王朝那样的显赫地位。(冯玮)

（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