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版《星子县志》载：“崇祯十三年（1640年），提学侯峒曾（1591-1645）檄推官廖文英领洞事。”又有“崇祯十二年（1639年），廖文英任南康司理，主洞（1643年仍司理职）。”“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年（1673年）任南康知府。” 清查慎行（1650-1727）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庐山纪游》，记有“文会堂在礼圣殿西……北壁木板刻紫霞道人《游白鹿洞歌》，诗格既跌荡不拘，书法亦飘逸有致，相传为罗念庵（罗洪先）先生笔，墨迹在南康府署中。”
另同治版《星子县志》载“咸丰三年（1853年)），贼扰南康，洞生星散，书院屋舍，有倒坏者，又被贼拆毁者”。“（咸丰）七年（1857年），星子举人潘先珍拨本县团练费修葺春风楼、独对亭，并刻紫霞歌于石。”
民国时吴宗慈编《庐山志》，以摘录资料见长，在白鹿书院“文会堂”条目有：
（光绪《江西通志》）：紫霞真人编蒲书《游白鹿洞歌》，明罗洪先撰。
（查慎行《游记》）：北壁木板刻紫霞真人《游白鹿洞歌》......相传为罗念庵先生书，其墨迹今存南康府署中。
（《白鹿洞志》）：此歌于咸丰七年（1857年）始由潘先珍刻于石……
吴宗慈自注：此歌今嵌文会堂后，据存碑后跋，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刻于鹿洞，此云七年，似误。
从以上信息可知：明崇祯年间，廖文英任南康府推官（司理），被江西提学曾侯峒委为白鹿书院主洞（南康府推官“领洞事”为历朝惯例）。康熙初年，廖文英升任南康知府。廖文英在南康府任职期间，曾将《游白鹿洞歌》刻石，立在南康府城爱莲池畔。
康熙中叶（查慎行游庐山时），《游白鹿洞歌》墨迹（应该是书在纸张上）保管在南康府衙内，但在书院文会堂北墙壁挂有木板刻的《游白鹿洞歌》。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军至星子，书院生员为避战祸四散逃走。书院资产因无人看护，有倒坏的，也有被太平军拆毁的。刻有《游白鹿洞歌》的木板，在此期间被毁坏了。咸丰七年（1857），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星子举人潘先珍拨本县团练费（挪用训练民兵的经费）修葺白鹿书院已损毁的春风楼、独对亭等建筑，并找到《游白鹿洞歌》的旧拓本，选石摹刻立碑，置于书院。咸丰十年冬，曾省三（1821-1862）到任南康知府，任命潘先珍为书院“主洞”。第二年秋，曾省三在《游白鹿洞歌》诗碑标题下的空白处，增刻题识，以记此事。此碑刻留至现在。
以上种种，是有关《游白鹿洞歌》来历的比较权威和较为可信的说法。但该诗落款“辛巳三月”为何时？自署“紫霞真人”者为何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未知身份的“紫霞真人”、“紫霞道人”说，有罗洪先、周颠仙人说。近年见有关资料，庐山文化学者罗时叙考论为“紫霞真人抄袭王阳明诗”，九江学院吴国富教授考论为清康熙高珩书、吴雯作《游白鹿洞歌》。
该诗落款“辛巳三月”，前面未按常例加署某某皇帝年号。单单用天干地支法记年，６０年一循环，历史上辛巳年何少？同治版《星子县志·书院志》录《游白鹿洞歌》全文，于后附“万历辛巳（九年，即1581年），有道人至白鹿洞，索笔墨于洞中。诸生吝不与。遂拾蒲书屏，墨色灿然。末自署云：紫霞道人编蒲为书。”吴宗慈《庐山志》在白鹿书院“文会堂”条目，转录《白鹿洞志》有：“此歌于咸丰七年（1857年）始由潘先珍刻于石。万历辛巳（1581年），有道人至白鹿洞，索笔墨于洞中。诸生吝不与，遂拾蒲书屏。墨色灿然。末自署云：紫霞道人编蒲为书。”
原诗落款并无“万历”二字。如确证该诗作于万历辛巳年，则对在历史长河中考证其作者身份大有帮助，时间限定了，范围将大大缩小。如妄加“万历”二字，又贻害无穷。
考“万历辛巳”，值万历九年（1581年）。查历史，万历七年（己卯，1579年），宰相张居正对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干扰改革”深为痛恶，下令废毁天下书院（明神宗正月二十二日下旨，废毁应天府等书院64处）。白鹿洞书院因此遭到停办。大部分院田（办校经费来源）变卖“以充边需”，仅屋宇因有敕额得以保存，留３００亩祭祀田。一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全国恢复书院。则果如上述为万历辛巳（九年，1581年），白鹿洞书院已荒废，无诸生在院。
此“万历”二字，出处并无根据，于史更不相符，当为妄加。同治县志、洞志所记，时间站不住脚，所叙过程演绎之味太浓。原诗明明自署“真人”，却传抄为“道人”。道人之称，只能是出家修道之人（一般指道士，和尚也可称之）。“道人”所书之说从此一出，真是害人。
查慎行游记有“相传为罗念庵先生笔”的记述。应该是他游历白鹿洞时，陪同之人介绍之语。查慎行以“相传”二字作记，并未作考证和肯定。但后来光绪版《江西通志》却铁板钉钉，以“明罗洪先撰”作为定论。
罗洪先自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五年（1526年）举人，嘉靖八年（1529年）状元。考其生平1504年——1564年之间，只有1521年为辛巳年（即正德十六年）。时罗年仅17岁，应该还在乡中攻读备考功名，出游庐山的可能性极小。诗中语境，也非一17岁弱龄的小秀才所能具。下一个辛巳年（1581年），则已是罗逝世17年之后。且至今未见罗洪先有号“紫霞真人”或“紫霞道人”之说。罗洪先撰《游白鹿洞歌》之论，是站不住脚的。查慎行一句“相传”，以讹传讹，以至光绪《江西通志》作为定论。但怪不得查。
还有一说，言“紫霞真人”乃助朱元璋做皇帝的“周颠仙人”。说元末周颠道士隐南京紫霞湖紫霞洞（原名朱湖洞，道家31洞天），朱元璋称帝后封其紫霞真人。其实周颠事迹，都是朱元璋为了“皇权神授”故弄的玄虚。有否周颠其人，都存可疑。此说，言者少，信者更寡。
近年，九江学院吴国富教授发表文章《游白鹿洞歌作者考》。吴教授偶读吴雯《莲洋集》，发现其中有《游白鹿洞歌紫霞真人宿此洞编蒲为书》，便撰文考证《游白鹿洞歌》诗为清康熙吴雯（1644-1704）所作，吴雯好友高珩（1612-1697）书写。以高珩自号紫霞道人为据，《莲洋集》收录为凭。
而查资料，明万历南康知府彭梦祖即有《冬日过白鹿洞次紫霞道人壁间韵》诗。考彭梦祖履迹，其万历八年（1580）进士，万历十三年（1585年）任云南考试官。二十二年（1594年）倡修南康梯云塔，在白鹿洞题“古国学”，二十四年（1596年）倡修南康永镇塔，二十八年（1600年）修地震毁星子县学房舍等政举。彭梦祖之时即有《游白鹿洞歌》于书院“壁间”。比吴雯、高珩之时早甚。
吴教授翻查资料，发现嘉靖三十三（1554）郑廷鹄《白鹿洞志》，万历二十年（1592）周伟《白鹿洞书院志》均未录《游白鹿洞歌》。是不是可以因此判定这时期书院还没有将此诗刻诸于木板或石碑？此物（洞歌）不存于书院（查慎行有“墨迹在南康府署中”语）。故不见载于此时《洞志》。直天启二年（1622）李应升（忠毅公）撰，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薛所习增修《白鹿书院志》，因书院此时有“洞歌”刻于木板，才首次将《白鹿洞歌》诗收录。
吴教授所引“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白鹿书院志》首次收录《白鹿洞歌》”。其时也比康熙吴雯、高珩之时早，与吴雯、高珩书作《游白鹿洞歌》之论相悖。
彭梦祖在南康府任职时间，约在万历二十二年至廿八年，在万历二十年周伟修《洞志》之后，周志未载《洞歌》。但又可因此证实彭梦祖时，书院壁间已有《洞歌》，比廖文英明末清初之时早。据此判断，在廖文英于爱莲池立《洞歌》石碑之前，书院就有《洞歌》木板存于墙壁，可能一直留传到康熙查慎行睹见。
查慎行记为“北壁木板刻”，亲见可信。彭梦祖万历时也是在“壁间”，而不是如同治《县志》所记的（万历道士）“书屏”。“壁”与“屏”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查慎行记为“墨迹在南康府署中。”可以理解为一直在（府衙内）。吴宗慈传抄为“墨迹今存南康府署中。”可以理解为以前不在（府衙内），直到他（查慎行）来时才存府衙。吴公此处表述的不严谨，使得有些今人的考证进入误区。
吴宗慈对《游白鹿洞歌》自注：“此歌今嵌文会堂后，据存碑后跋，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刻于鹿洞，此云七年，似误。”曾省三明明是“（标）题后记”，怎么是“碑（文）后跋”？曾知府的把戏明显：他上任之前潘解元已经将《游白鹿洞歌》刻碑了。他上任后在标题下空白处记述刻碑经过，在表扬潘公功绩时，玩了点时间穿插的手腕，无非附骥雅事，也求不朽罢了。
“万历辛巳”，已证其非；“道人”所书故事，编造痕迹太重，本不足信；罗洪先、周颠仙人、吴雯、高珩之论也不经推敲。“辛巳”到底何年？为何前面一反常例不加署某某皇帝年号？《洞歌》作者到底是谁？为何不按通常惯例在自号“紫霞真人”之后列署作者姓名？
本人关注庐山摩崖碑刻几三十年。2009年5月底，为考证秀峰王阳明《记功碑》摩崖所涉史实，翻查《王守仁全集》。偶然发现《卷五·开报征藩功次赃仗咨》有“‘把守截杀随哨官：赣州卫正千户刘镗’平藩功升指挥”。与秀峰另一处摩崖“赣卫指挥刘镗随王都老爹游”的时代、人物、职衔吻合。由此确知“都老爹”乃“都老爷、都御史”的别称，即王守仁也。今人对此处考证皆误。于是来了兴趣，仔细阅读，又有发现。在《卷十四》，《游白鹿洞歌》全文赫然在列。
惊疑之下，细辨之，久忖之。《王守仁全集》为阳明门人编辑，足可信赖。忽恍然大悟，“辛巳”实为万历辛巳（1581年）前一甲子——１５２１年也！古人著述严谨，单于此处不署皇帝年号，绝非偶误，定有原因。查《明史》：该年三月丙寅（十四日）明武宗崩逝，四月甲辰（廿二日）明世宗即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题诗在三月，正值先帝（正德）已死、新帝（嘉靖）未登之际（武宗无后，帝位“真空”四十余天，新年号未定），故不署“正德”，亦未署“嘉靖”。
从秀峰王阳明《记功碑》和《王守仁全集》记载：“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十四年即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藩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图据南京）”，“远近震动”。时正巡抚南赣的副都御史王守仁未等朝廷反应过来，“以列郡之兵”，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主动平叛。七月二十日收复省城南昌。七月二十四日开始双方“大战鄱阳湖”三天，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新建樵舍生擒藩王宸濠。九月十一日王守仁将宁王宸濠解往京城，随据南康府中。叛乱已平，正德皇帝却在宦官张永等人的怂恿下“亲统六师临讨”，上演出一场闹剧。王守仁上疏劝阻，反为谗言所伤，有功却不得论。王阳明正德初年曾因罪下锦衣狱，谪贵阳龙场驿丞三年始还，又再经此平宸濠之乱打击，滞留待命江西南昌、庐山等处多时。
查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辛巳正月在南昌，五月集门人讲学于白鹿洞”。又王阳明游秀峰寺《重游题壁》诗有“三月开先两度来”句。与“辛巳三月”留书书院事迹可合。想见当时情形：阳明先生与诸班学子徜徉山林、醉心胜迹，兴之所至，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此诗。（应该还喝了点酒，不然字体哪得如此恣逸飘洒。就如王羲之酒后题兰亭集序，字虽有涂抹，醒后复书，却再难创神品。）
《游白鹿洞歌》飘逸洒脱，可见仙风道骨。兴之所至，署款“紫霞真人”也未可知。（“阳明”与“紫霞”、“山人”与“真人”本就表意相通。）或许另有内隐，旁人不知罢（帝丧期间，不宜纵情山水。为避谗言迫害，故意隐名。）
庐山文化学者罗时叙就论《紫霞真人抄袭了王阳明的诗》。一方面肯定了该诗作者为王阳明，一方面又将书写者归为不知身份的“紫霞真人”。其实此诗字体龙飞凤舞，定出自行草书大家之手。与王阳明秀峰《纪功碑》端庄楷书相异，但与王阳明头一年（正德庚辰十五年即1520年）三月二十一（三）日在东林寺题《次邵二泉（提学邵宝）韵》诗字体雷同。余对各别相同字比对，字体实一模一样。（落款“阳山人”，亦有人据此不定身份，实拓印转刻时漏一“明”字。诗为王阳明作无疑）。
王阳明实乃一代大儒，上马擒贼立功，下马著书立说。星子，庐山山南的这块灵秀之地，其实就是因为周敦颐、朱熹和王阳明、孔宜这些名儒巨擘在此过往教化之功，而被称为“真儒过化”之地，“文章节义之邦”。儒家始祖孔子的44世孙孔宜在此传教儒学，周敦颐在此创立儒家理学宗派，朱熹在此集理学之大成，王阳明又是理学一支心学的创立人，故有“周礼尽在孔圣，绎演在康”之说。这些都是中肯、难得而极高的评价，星子当之无愧。
《游白鹿洞歌》石碑，是镶嵌在文化圣山庐山上的一颗闪亮珠贝，熠熠生辉。近５００年，众说纷纭，无人得识作者。有些所谓学术研究者，一遇到新的材料，便匆忙下结，论证又难免失慎。今余识得，实机缘巧也，亦求证大方。
（作者：庐山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庐山庆云文化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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