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追求庸福同时，矮化着精神

文山鹿

　
　　在马云等IT界英豪崛起之前，是地产大鳄的时代；比这更早，大家还记得无数大中小学操场上万人膜拜的李阳吗？
　　国人将马云和星云完成了某种平衡，但实际上重心落在物质生活上，世人的庸福越大，精神矮化的速度越快。

　　听过这样的段子：一个知名导演认识了一位外国同行，并邀请同行到他家做客。在他别墅的客厅里，外国同行看见导演年轻貌美的妻子穿着礼服从二楼款款而下，故作优雅状，希望看到楼下一干人做欣赏陶醉状。

　　外国导演后来对人说，本来以为这个中国导演是有理想的，结果发现他的生活目标不过是美国中产式的自恋、优越。

　　社会大众的生活更是物质的，却要披上理想和精神的外衣。有人说：“一边是马云、马化腾、扎克伯格们的创业故事，还有种种成功学的铺天盖地，如果没有事业，人生的价值如何体现？而另一面又是星云大师、净空法师们的劝世恒言，人生本修行，万般皆身外，何必苦苦相争？”

　　国人像追星一样关注马云，并贩卖或接受它背后的成功学。

　　当然，种种分裂、矛盾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白天做鬼，晚上做人”，“白天是桑丘，晚上是堂吉诃德”是人类共性，只不过，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最为普遍，最为突出。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

　　这种人格的分裂、人性的缺陷，中国人多不自觉，活在其中。我们甚至把这样的现象，当作某个阶层的、他人的生活，跟自己无关，很少想到自己就是问题本身。

　　你在饭桌上迎奉过别人吗？在接受采访时言不由衷过吗？在朋友圈里给垃圾信息点赞过吗？所有细节一点一滴地筑就了人性的“防火墙”，使世人与真善美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个分裂的、浮于表面的人物被起底，我们还纳闷或吃惊：彼何人哉？

　　直到今天，汉语世界还很少有思想家、哲人、社会学家、文学家来揭示这种人性缺失的真相。世人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些人性撕裂现象“无伤大雅”，以为马云、星云都是可亲可近的榜样，以为庸福和精神的维度并不矛盾。

　　星云法师，以他为代表的劝世恒言心灵鸡汤，国人长喝不厌。

　　我们很少质疑马云和星云存在的正当性，很少质疑自身的正当性。马云、星云是我们中“出类拔萃者”、“极致者”、“极端者”，跟他们或跟我们同列的人物还有“王健林”、“陈光标”、“李一”等。

　　曾经出产过孔子、司马迁、苏东坡、辛弃疾、王阳明、东林党人的国度，曾经出产过“民国人物”的社会，今天出产的多是马云、星云。

　　如此种种，似乎跟中国文明某种业报相关。鸦片战争以降文化冲突不断，中国的文化搭上了文明上升通道，分享了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红利”，这一切物质红利大放送，使我们“赶上了”。

　　当代国人的名言，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赶上了的“猪”。

钱钟书、杨绛夫妇。当世再无钱钟书这样的学问集大成者。

　　曾有说法，不久前，命运给了国人十年，那十年真正活出来的，只有顾准、钱锺书几个了；今天，命运又给了国人二三十年，但跟顾准相比，有思想范式转型意义的知识人，跟钱钟书相比，有学问集大成的知识人，仍极少出现，但愿未来会浮现出来。

　　这种弃绝“为己之学”为己之人生，对知识人重要，对普通人同样重要。这涉及到我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上古文明的表现，以拟人化来观察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伦理世界的“差序格局”使思想、正义举步维艰。

　　马克思曾称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古中国人似乎不是。大陆中国的地形地貌和空间地理等因素，使先民异地“早熟”，又悲剧地“晚熟”。说早熟，是古人较早地关注世俗事物，较早地依赖于集体化、组织化力量生存；说晚熟，是古人在宗亲或家国等集体组织里生活，迟迟未能自立。这是直到今天部分中国人仍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跟人打交道，好面子、虚荣、以外界的标准生活，是国人的生存本质。活在宗亲家国世界里，国人要么是“看客”，要么是“示众的材料”。离开圈子、关系、亲友、国家，国人就难以自立。

　　即使孟子有过“义利之辨”，但孟子之义仍属于“爱民如子”之仁的范畴。墨子的精神是义，但墨家之义在秦汉年间就衰落了，其末流则转向江湖之义。章太炎感叹，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把《论语》鸡汤化的于丹称：“守住天理和伦理才能守住中国文化的底线”。

　　生活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世界，我们被告知要感恩，感恩上级，感恩顾客，感恩老板。在感恩中，原则、正义、是非、善恶、精神、思想等被忽略了。

　　大行其道的，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下级是上级的“子民”，员工是老板的“子弟兵”；即使个人成长得足够快，足够高大，但在他上面仍有社会组织，仍有一个奉之如父、如兄、如君的人或机构。

　　这种规定角色演出，对于某些国人再正常不过了，先给领导打伞，转眼在另一场合享受别人给自己打伞；在朋友圈恭维别人，转眼在饭桌上享受别人的恭维；一面称赞、羡慕马云的能量，转眼又给星云大师的修行点赞。这种表演是“作伪”的，也是“无耻”的。但在此间，没有人“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

　　经济学家曾经以为中国人不读书、不讲是非正义仍能活着，是因为我国市场、社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大得具足个人生存的空间。

在朋友圈，人们既喜欢点赞马云式的成功学，转眼又为星云大师的修行点赞。这种表演是“作伪”的。

　　只要“伦理世界”没有坍塌，我们仍在其中不亦乐乎，活出庸福和空虚。一旦起底，空虚和庸福才会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供看客大众品头论足、嘲笑或唾弃。

　　世人的庸福越大，精神矮化速度越快

　　在肥胖症、三高、癌症折磨我们之前，在抑郁、狂躁绑架我们之前，我们很少意识到自身的病态；即使已经抑郁或亚健康，也很少意识到自身的变态，很少意识到与正常生活的距离。

　　像阿赫玛托娃、鲁迅那样敏感的心灵在当今社会很少有。鲁迅画出同龄人的“闰土”，无论是麻木的灵魂还是精致的利己者；阿赫玛托娃明确对探望她的伯林说，“你来自人的国度，而我们这里……”

　　曾有一个在海外打拼十多年的人回到大陆，某个正做内地小县县长的同学热情地接待他。两三天时间，他享受到同学的部属无微不至的照顾，成为当地的贵宾。最后他质问同学：为什么对这种非人的生活心安理得？县长同学大为不解，这难道不算成功，他接待的规格难道不够好……两人不欢而散。

你以为鲁迅过时了，可是他所揭示的国民性，今天依旧深刻地存在。

　　生活心理的扭曲，使得马云和星云等人成为符号。世人将马云和星云完成了某种平衡，但实际上重心落在物质生活上面，世人的庸福越大，精神矮化的速度越快。

　　人格渐卑庸福气，庸福，如前所述，在今天的概率空前巨大，但其坍塌的概率同样巨大。全球化、技术文明、中国历史本身的演进，都加剧了业力的报复速度。在理想缺席的时代，我的历史就是我们的法庭！


　文章　/《新周刊》

HELLO-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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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鹿

HELLO-宝贝 发表于 2015-11-3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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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有话可畅所欲言，但说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