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怒斥犬清系列，再谈明末被颠倒的常识

六道 · 发表于 2015-5-29 14: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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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人口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满清到达道光十四年的时候，人口激增到4万万

很多清吹以此作为满清民生改善极大，人口激增，养活了多少多少人，所以可以称为盛世的理由。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满清人口的峰值是在道光十四年达到，而不是在乾隆朝

事实上即便是最铁杆的清吹也会认为在乾隆后期已经是满清国势衰颓的时候，可是道光十四年达到人口峰值，岂不是说道光朝的盛世文治远胜康熙雍正？

人口和人口增速根本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盛世。否则印度现在就是极大地盛世。

人口增长是需要的，但不是必须的，人口还要看素质，文明程度，生产力等等问题。

明朝的人口峰值在赵文林，谢淑君等人的估计中是有一亿人口，王育民的估计是一点五亿人口。葛剑雄和曹树基的推断是1.9亿人口。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是1.6亿人口。

他们的具体分析过程就不一一列出了，简单列出明朝最后最可靠的一次纳税人口统计。万历六年，6069万。
这个人口，是统计在籍的纳税人口，有海量的其它人口是未统计的，比如流民，不纳税的特权阶层，以及投靠特权阶层的“被保护人”，这个词我是引用罗马的名词。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也有大量投入贵族户籍内，避免纳税和接受对方财产保护的人。
明朝的人口统计，实际上只有在籍壮丁和盐户是严格统计的，其余的统计都是基本忽视的。这一点在外国人的记载中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比如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

而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也有记载传教士和福州地区的一些家族族长交谈，许多家族五六十人中只有七八人是登记在册纳税的。

因此根据万历六年的六千多万纳税人口判断，明朝人口峰值接近两亿。

但是人口质量和工商业活跃度，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度是完胜满清时代的。关于这一点，经常有些文科生拿着满清时期的考究学，考据学，来评价满清学术风气务实和严谨，摒弃宋明的儒学学界的一些浮夸风。代表人物有戴震，章学诚等。

六道 · 发表于 2015-5-29 14:46:00

第二个问题，人口的思想素质问题

关于此点，看过亚里士多德对僭主的评价，对希腊城邦历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这种说法是一种无稽之谈。
关于章学诚和清代乾嘉学派，戴震等清代的学术代表人物，派系。他们当然有相当的成就，看起来比前代的明，更前代的元宋更为务实。
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
亚里士多德曾说：“一个僭主要想保持权力时,必须做些什么事情。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像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他应该使人民不断从事巨大的工程,如象埃及国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种做法。他也应该授权给女人和奴隶,使他们也都成为告密者。他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要做,并且永远需要有一个领袖......有另一种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但没有决定哪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是更为有效。”

在我看来，戴震，章学诚等人的学术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更甚于这样的环境下成就出来的。而纵观他们的清代巅峰学术成就。虽然有戴震义理之学，章学诚的文贵发明论。整体上仍然无法脱离一个桎梏的大环境，仍然是在传统经典的解读，判断，和定义上做出改进。

而且戴震在整个人生中，学术理论都不能受到清廷的重视。清廷上下的学术氛围沉浸在极其枯燥的考据风气中。

即便是戴震和章学诚的学说，在务实，定义的探源上，比明代对古典儒家经典的解读更好。也不会改变清代思想极端封闭的事实。

明代在学术集会，演说，讨论，以及文艺发展的多角度，多方面上，与清代如天壤之别。就像梭伦在的雅典和和克洛伊索斯统治的吕底亚一样。
清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像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
清代的人们不能像明代那样肆无忌惮的组织集会，随意的出版书刊，放纵的交流各种看法和思路。鼓吹戴震和章学诚就代表清代学术不差的人，忽略了一个庞大的国度不只需要古典经典义理的解读者。一个社会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思考的活跃度不是更好的解读经典义理，更准确的考究声韵，更合理的分类地方志这种事情就能代替的。
如戴震和章学诚这种学者，他们在清代就是活跃在僭主的小圈子内，在僭主的桎梏下的范围里展现自己学术上的光彩。但这光彩，在那个国度里如同笼罩在一百重幕布后的烛火一样微弱。
而明代宋代或许没有戴震和章学诚这样对于经典义理解读更扎实务实的人，但是明代的人可以出版自己想出版的几乎所有作品。
他们可以以任何学术名目组织聚会，大肆的演讲，开课，讨论。在明朝的城市化进程日益进步以后，仿佛一个新生的希腊城邦氛围在远东的大帝国腹地诞生。

1924年2月，胡适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指出古代书院为“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因为它使得“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当日演讲分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两节。在历史部分，他将明代书院分为会讲式、考课式两类，在论述会讲式书院时，他指出：
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

虽然本人很讨厌东林党，但是当时会讲式书院不止东林党的，而且无论观点如何，只有让人说话，才能真正让国民参与到知识，教育和交流中来。

除了讲学以外，更为重要的还有出版印刷作品，让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公诸于众。明代是中国出版印刷业在近现代以前最为辉煌的时代。到了中后期，几乎百无禁忌，只有极少数的案例出现禁止现象，但持续时间短，影响低。

对比这样的氛围，可见清代的乾嘉学派，乃至章学诚和戴震，都只是僭主手里的珍藏。更何况戴震连被当成珍藏的机会都没有。

人口在文化思想素质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六道 · 发表于 2015-5-29 14:46:36

问题三，明朝到底有没有文字狱？

一般都会说洪武朝有过文字狱，但是朱元璋实际上并没有弄过文字狱。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传说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出现时间最早也是比如徐祯卿(1479——1511年)所著的《剪胜野闻》(刊于1500年前后)、梁亿(1511年进士)所著的《传信录》(刊于1520年前后)、郎瑛(1487——1566年后)所著的《七修类稿》、田汝成(1500——1563年后)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1584年)、王世贞(1526——1590年)所著的《弇州史料(1614年)等等

顺便再说一句，比如祝枝山，徐祯卿这样的人，他们在明朝的统治下，写了很多街头巷尾的传闻，再加上文笔润色，大肆攻击明代前几位帝王。抨击程度堪比今日的西方激进媒体。

但是，他们终生都没有因为这些攻击明帝国统治者的文字而受到任何迫害，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受到任何迫害。

　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也就不可能死于洪武年间的什么文字狱。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可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帝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说，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之前，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说，徐一夔为朱元璋所杀一说就不攻自破了。

是有心人对朱元璋最出名的一桩文字狱的考证，其余的甚至连考证的必要都没有。

实际上朱元璋没有任何有可靠性的文字狱案例，就连他自己搞的那本科举版《孟子》都没流行起来，才弄了没两年就被束之高阁了。
那可是号称暴君的朱元璋要大力推广的剪辑版《孟子》，结果竟然没成功，竟然变成孤本。

对比康雍乾三朝的疯狂文字狱，朱元璋连个自己的校订本书籍都推广不开来，说他也算文字狱，这是个笑话呢，还是个大笑话呢？

六道 · 发表于 2015-5-29 14:47:33

问题四，工商业的繁荣程度

太多了，我选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讲话。马未都的。

　再看晚明，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史书上记载说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实社会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当时的经济富足，我们可以用实物来证实。比如我们知道的话本小说，嘉靖时期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发行；到了万历时期，《西游记》、《***》这些作品都在发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话本小说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崇祯朝的《天工开物》。西方人对中国忽视《天工开物》还表示不解，说皇帝是不是没看过这样的书啊？这样重要的科学著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起资本主义革命呢？

　　英国有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问：资本主义革命，就是工业化的革命，为什么没在发达的中国产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不注重无形资产，不注重知识产权。晚明时期，大量知识分子、上层社会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着就出现了。比如我们知道时大彬的紫砂、江千里的螺钿、黄应光的版刻、方于鲁的制墨、陆子冈的治玉、张鸣岐的手炉，等等。这些手工业品都是署个人名款，充斥整个市场。今天统计，署着“张鸣岐”款的手炉，大概有4万件存世。一个人不可能制造出这么多的手炉！只能说明他的人名已经变成一个品牌。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品牌意识。我们熟悉的品牌都是个人名。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装有范思哲、阿玛尼，汽车有丰田、福特、奔驰，还有波音飞机，路易·威登的包，这些都是人名，跟我们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品牌意识一模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品牌进入清朝后，叫做“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到解放以后，叫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不再注重品牌。

　　我们刚解放的时候，由于要向西方各国出口，没有商标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们被迫出了一些品牌，叫什么“天坛”、“东风”、“解放”、“红旗”、“蓝天”、“白云”，都找不着调的事儿写在上头，当成一个品牌。问题是蓝天、白云都不为此事负责，梅赛德斯·奔驰却能为此事负责。这就是对品牌意识的淡漠，对无形资产的淡漠的一个史实。

　　同光中兴时期，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中国人的品牌意识又出现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杀的教训，这次的品牌叫什么呢？叫外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张、烤肉宛，姓名都说一半儿。所以，中国的品牌在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第三次用人名作为品牌的第一个人是李宁。他拿完世界冠军退役以后，创造了一个品牌，叫做“李宁”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这一幕：那时候李宁的牌子刚上市，很多人不适应。售货员给一个人介绍，说这是新牌子，叫李宁牌。那个人愣着，看了半天，说：“我身上怎么能绣一个他的名字啊？”他是这个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别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尔·卡丹的西服，也是别人的名字

看完便知。

这里顺便说一下，明朝的工商业整体而言其实比宋朝进步了许多，满清早期中期都是严重退步。网上谣传很多，清吹经常拉上宋朝来贬低明代，以推脱满清的倒退之责。
实际上，宋代的商业发展甚至不及元帝国时期繁荣。宋朝的一点六亿收入并不是全部都是钱，宋朝的收入总计单位是“贯石匹两”，那个1.6亿里面甚至还有牧草。
被网民们全都给统计成了贯了，才会出现大宋富裕超出前后朝代的神话。
实际上，大宋税收极高倒是真的，明朝的税率比宋朝低非常多。
明代无论是城市的市场交易规模，还是海贸规模，还是私人工商业规模，都远超宋代。清代直到清晚期才达到明代的水平。虽然总量可比，但比例不高，而且也晚了二百多年。

北宋大部分城市采取旬市制度，在早期的时候，后来开封率先出现日市，到鼎盛时期终于有夜市。
可是明朝的中国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都有日市和夜市。而私人手工业工商业的规模，宋代更是远逊明代，这一点考古界的一切证据都证实这个结论。
除了在网上的吹子集团里，学界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宋代私人化手工业规模可比元代和明代的证据。

至于清代早中期，那完全就是个半奴隶化社会的商业水平，清代的商业向明代恢复，是从乾隆晚期才开始的。

实际上，号称明朝最重农抑商的朱元璋，都对商业有很多扶持发展计划。他只是打击土地兼并，抑制囤积居奇的牙商等行为，被人过分解读为仇视商业。

牙行，是商品买丨卖的中间人。最初出现于秦汉，时称“驵侩”。对促进商品交换有其应有的作用。但也常利用熟悉市场行情的有利地位，juān＠①削商贾。明初，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规定，凡城市乡村集市牙行，各码头埠头皆选有家业的人充任，官给印信文簿，随时登记往来客商、船户之籍贯、姓名、路引字号及所带货物数目，每月送官府查考；私充牙人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没有官府的认可，是不能开张牙行的。还规定，牙人评估物价如心存不公，以贱为贵，或以贵为贱，扰乱市场价格，“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免刺。”（《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保护商人的私人财产，凡是经商途中客死异乡的，当地官府要负责通知家属领取遗产。只有在寻访家属超过一年以上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才会充公。
开设官店，规定商业税为三十税一。
“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这是鼓励贷款发展。
沿码头修建塌房，作为官方仓库让客商贸易时储存货物使用。
“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大明会典》卷七三）
商人也可以发表政治意见。
修编《务农技艺商贾书》增加人们的商业技能指导。
洪武二年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货物，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民间市肆买丨卖，一应货物价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大明会典》卷三七）
废除宋元时代的官方对民间商业危害的弊政。

此外还有许多内容，就不一一赘述了。其实朱元璋在对待商业上是有很多举措和作为的，只是被有心的截取其中一部分，孤立的看待他的整个政策，从而得出抑制商业为主的看法。考虑到当时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他的举措是中性的，相对合理的。谈不上过分抑制。

可见康熙雍正和乾隆早期那种死气沉沉的商业环境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倒退。

在此分享两张图片，是著名的《南都繁会景物图》的两小部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幅永乐朝南京城的繁华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