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南康诸姓谱序辨

丽丽

    朱子南康诸姓谱序辨

    袁晓宏

    也许是因朱子曾在古南康做过知军的缘故，古南康地区，尤其是星子县众多家谱中出现许多朱子为之所作谱序。好奇而访览之余，为之一一加以甄别，以免贻误于后。
    一 、 星子朱姓谱序之真伪
    查今星子朱姓，多为朱子之后。而至今朱姓朱子所作谱序则有两篇。序一云：“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相传望出吴郡，秋祭率用鱼鳖。唐天佑中，陶雅为歙州剌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补常侍、承旨之号。其后多有散居他乡者。熹谨按：今连同别有朱氏，旧不通谱，近年乃有自言为茶院昆季之后者，犹有南唐谱牒，亦当时镇戍将校也，盖其是非不可考矣。先吏部于茶院为八世孙，宣和中始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于其邑，遂为建人。于今六十年矣，而熹抱孙焉，则居闽五世矣。淳熙丙申，熹还故里，将展连同之墓，则方夫人、十五公、冯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询访，得连同兆域所在，乃率族人言于有司，而复得之。其文据藏于家，副在族弟。然而三墓者，则遂不可复见。癸卯五月辛卯，因阅旧谱，感世次之易远，骨肉之易疏，而坟墓之不易保也，乃更为叙次，定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而并书其后。如此，仍别录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来者未艾。徽、建二族，自今每岁当以新收名数，更相告语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而两书如一，传之永远，有以不忘宗族之谊。至于庐村府君，其墓益远，居故里者尤当以时相率展省，更力访求三墓所在而表识之，以塞子孙之责。而熹之曾大父王桥府君无他子，其墓在故里，恃有薄田于其下，得以奉守不废。当质诸有司，以为祭田，使后世子孙，虽贫无得鬻云。宋淳熙十年癸卯五月辛卯，瑰公九世孙熹谨序。”此序被载明为《婺源茶院朱氏谱序》。从序文所载内容来看，其一，所述人物事迹均与史实相符，比如“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陶雅为歙州剌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查朱子家谱及相关史料，朱子始祖朱瑰公于唐天祐年间奉陶雅之命戍婺源，制置于茶院， 巡辖婺源、浮梁、德兴、祁门四县，天祐三年受封宣、歙、池、平、苏、杭、饶、信八州观察使。朱子一家从其祖父朱森为婺源茶院第七世，随其父朱松官县尉于宣和五年迁建州政和县，六十年居闽五代。淳熙三年四月十二日，朱子曾到达婺源祭祖等。其二，文中所及亲属则与之相吻合。比如：“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先吏部”即称自己父亲，因其父官至吏部员外郎；“承事府君”即称自己的祖父，其祖父赠承事郎；“方夫人”即婺源茶院第二世朱廷隽之妻；“十五公”即婺源茶院第三世朱昭元；“冯夫人”即朱昭元正妻；“庐村府君”即婺源茶院第五世朱振；“曾大父王桥府君”即朱子的曾祖父朱绚，其除四子朱森外他子无嗣。其三，从表述语言及落款上看亦像朱子口气。故此序应当是朱子亲作，但不是为星子朱姓而写，而是为婺源茶院朱姓而为。因为星子朱姓来源于朱熹之幼子朱在之后，迁星子当在朱子去世之后。
    序二云：“予尝仰观乾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敢不拱焉，俯察地理，昆仑为华夏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敢不本焉。此君亲一理，忠孝一道，忘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子所当慎终追远。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阅予之谱牒，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而懵然无知者，愧于吾族多矣。峕，淳熙十六年己酉春月吉旦，新安晦庵氏撰。”此序其他姓氏使用甚多，但其出现在星子朱姓谱之上，却似乎有点不合逻辑。其一，此序称《紫阳朱氏宗谱原序》，但“紫阳”是后人对朱熹的别称，朱熹在世未见此自称。其二，淳熙十六年朱子已离开南康军八、九年，再说朱在之后当时并未迁来星子，朱子不可能为之作谱序。其三，如是为婺源茶院而作，亦无可能。因为婺源茶院修谱应在淳熙十年，不可能仅隔五、六年又再修家谱。其四，落款“春月吉旦”和“新安晦庵氏撰”不合符朱子落款习惯及常理。故亦疑从他谱中抄录借用。
    二、  黄灏登门为家谱求序
    这是一个久传的故事。
    朱熹喜爱结交贤士，南康军上任之初便与黄灏（商伯）相识，并很快通过书信成为好友。黄商伯常持书求教于朱熹，并谦以弟子自称，往来甚密。朱熹对他以挚友相待，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淳熙六年十二月的一天，黄商伯手持刚刚修订定稿的家谱样本登门拜访朱熹。黄商伯一进门就对朱熹说：“家乡本姓正修宗谱，望请先生劳力相助，为家谱作序，不知可否？”原来，黄商伯原籍是南康军都昌县，当时，黄商伯任隆兴府（今南昌市）教授。正值都昌各姓大兴修撰宗谱之风，黄商伯的本室宗亲也就自然来找他。因为黄商伯是隆兴年间进士，也算是黄姓家族中有脸有面的人物，故要求黄商伯能为宗谱写序。但黄商伯觉得，自己虽算得是在当时本族中略有点名气，但眼前就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家宗师朱熹，何不拜请朱熹先生为家谱作上一序，为子孙获得大贤之笔墨，岂不更是荣耀祖先么！于是，便有了上门之请。
    因为黄商伯常尊拜朱熹为师，而朱熹则常称黄商伯为门友，二人关系很不一般。朱熹当然不会驳黄商伯的面子，更何况朱熹又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朱熹认为黄商伯此举是“此君亲一理，忠孝一道”，值得提倡。于是，朱熹便一口应诺，后就有了朱熹所撰写的《黄氏宗谱序》。
    序文曰：“□□□□□□□□居于都昌者半，□亦尝考之，宋南渡之先，散处别业而居于都昌者多矣，特未尽离祖宅耳。□有云：大族之下有富有贫，势使然也；择业之后有贵有贱，理使然也。然是四者，皆自外至者也。由祖宗睦族之义而观之，则举不当以是论。奈何人情风俗日流于薄，一族之内，其或有室润而仕显者，则萌钦附慕丽之心，语于人则曰：‘吾与某尚尔同高曾也’，而未必果亲也。其或有犁耕而负畈者，则怀鄙薄厌弃之心，语于人则曰：‘吾与某久矣，无服属也’，而未必果疏也。吁！胡不法大贤君子之度量乎！昔范文正公位跻参政，悉以俸赐均与族人，语其诸子曰：‘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若可能及者，谓今日是吾祖宗之德也，非己之所能及也。由祖宗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由此观之，则凡宗族之间有富有贵，□□□□，吾祖宗积德之由，而自矜其能哉！’今之宗族欲望其如文正公均俸赐抑亦鲜矣。倘能不以富贵贫贱异其心，而尽其恭敬亲睦之义，则亦庶几矣。予今守南康，讲道白鹿书院，门友黄商伯持其家谱征予序，谨以世之宗族、富贵贫贱而子孙不坠其先业如范文正公之训，书于商伯宗谱之右以自警。宋淳熙己亥，朱熹序。”
    从序文中看出，此序如确为朱熹所作，则应写于淳熙六年十二月中下旬，白鹿洞书院修复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序文中所失之字，均属黄氏之后在元兵进境或元末之乱时，将宗谱隐藏于地窖中，因保管不妥使之受潮湿而残缺所致。为此，《黄氏宗谱》后续修时，对此序特配一段文字加以说明：“右序乃朱夫子守南康时，讲道于白鹿书院，余八世祖西坡先生执弟子礼受业于门，得传其道。因持家谱请教，朱子历考黄氏世系宗族之详而校正焉，作序谱首述范文正公之训，谆谆以富贵贫贱勿异其心，且此心要日与义理相亲，因亲书‘亲义理’三字于匾，相传盖有年矣。无何兵乱之际，谱藏土窖，序为湿气侵溃残缺失次，良可叹哉！虽然先贤遗墨一字亦足为宝，纵残缺读不成章，而其辞句苍古老健非时人所能及，充足为传家之宝，可以光前裕后矣，又何必求全责备而叹其残缺哉！此以见吾祖西坡先生尊祖敬宗之道，编谱用心之勤。为子孙者可不体此意，同心修德追思前人修谱而获先贤之笔，因念前人保谱而遇丧乱之秋，时加省惕宝爱珠藏，俾无纤芥损失则无忝尔，所生异日见祖宗于地下亦无愧矣，勉之，勉之！”
    朱熹为黄氏宗谱作序与地方史料记载基本相符，按朱熹与黄灏的关系亦在情理之中，依朱熹的性格当应为之。但序中文字似还有疑误：一、“宋南渡之先”句，不像宋人之言，故疑文首“……宅耳”之句，似宋后都昌黄氏族人为彰家族之赫而增；二、“讲道白鹿书院”，按落款年份，时白鹿洞书院尚未建成，最多处于建设之中，“讲”字可能是黄氏后人将“构”字误为之；三、“宋淳熙己亥”，似乎“宋”字是多余的，是否黄谱重修、再修过程中有意无意加之。否则，疑伪。然而，从序注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黄氏后人对朱序保管不善而懊悔。但黄氏宗谱中记载，朱熹又为黄氏宗谱还作有另一序文，其内容与朱氏序二基本相同，落款为“龙图阁待制朱熹拜撰”及为黄氏祠堂题柱联“道继千年统，家传三字符”，堂匾为：“亲义理”，柱联落款为：“淳熙壬寅孟冬月吉旦，宣教郎、直徽猷阁兼枢密院事、前理台州崇道观、白鹿洞主新安晦庵朱熹题书”共四十字。细推敲，除堂匾“亲义理”为朱熹亲笔外，另篇短序文疑为抄录他谱（下文有叙），柱联应有黄氏后人伪造之嫌。此纯属一家浅见，谨作参考。
    三、南康其他姓氏谱序辨
    朱熹任南康知军期间为《黄氏宗谱》作序，留下一段朱熹与黄灏的友情佳话。然而，从现有的古南康军之诸姓宗谱中，却存有多篇所谓朱熹的序文，且这些序文落款大多数都是淳熙己亥、庚子年份，均称是朱熹知南康期间所为。但是，细品所见各姓谱序内容，多数觉得不太像朱子亲为。除前面讲到的朱氏黄氏谱各有两序外，还有曹、谭、郭、余、刘等等诸多姓氏谱序。《曹文简公宗谱序》说：“予尝仰观乾象……宋淳熙己亥年之吉，龙图阁待制新安朱熹敬撰”。曹文简公即朱子的南康学生曹彦约，宋理宗绍定年间谥号，故朱子不可能称曹谱序为“曹文简公谱序”。其次，查朱熹生平，未见其任龙图阁待制之职，受焕章阁待制是于绍熙五年，赠宝谟阁直学士则是在朱子去世后的嘉定元年。而朱熹于淳熙己亥年以前均未在朝廷任某阁待制之职。再说此落款亦不合朱熹作文落款的习惯，耀书自己的官职也不是朱熹的风格。所以该序应为曹氏后人为光宗耀祖而抄袭之。
    又《谭氏创修宗谱序》云：“戊子岁，予讲学白鹿洞，有谭子汝为、良翰负笈从予游……吾之为谭子后者，有抚是谱而兴思，体子之心以为心。孝子悌弟将相引无穷也，是为序。新安朱熹敬撰。”此谱有明显作伪之处：如果其“戊子岁”属印刷之误，那么庚子年间虽然朱熹已复兴白鹿洞书院，但查淳熙年间白鹿洞之朱熹学生门人中，未发现有叫谭汝为、谭良翰者，甚至朱子已知的门生中也未见此二人；如若其“戊子岁”非印刷之误，则戊子岁是乾道四年，即公元1168年，朱熹任南康知军在其后十一年；假如是绍定元年，即公元1228年，则朱熹已故去二十八年，此事更是根本挨不着边。又文中“吾之为谭子后者……”之言，纯为谭姓后人之语气，不像朱子之言，与开篇首句自相矛盾。加之文字中对谭姓演绎发展描述过细，又不像外姓人所作，故此序疑为伪作。
    再《郭氏宗谱传序》言：“盖闻先王盛世……淳熙纪年之己亥仲春，晦始守南康军……继而余兴书院于白鹿洞，因星邑郭炳文为山长……淳熙庚子孟夏月朔旦，守南康郡新安朱熹序。”此郭序有两疑：一是，如朱熹亲自作此序，则不可能把自己的任南康知军时间写错，而且按文中所述仅时隔一年之近。因为朱熹守南康始于淳熙六年三月底，即季春三月而不是仲春二月。二是，从落款看，作序时间是在淳熙七年四月初一，而当时的白鹿洞山长，也就是洞主，则是朱熹自己而不是郭炳文。据同治《南康府志》记载，郭炳文擢进士是在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又同治《星子县志·选举志》载：“端宗……郭炳文，任国子典簿，白鹿洞山长。”那么宋端宗赵昰仅在位三年，即公元1276—1278年，时朱熹已辞世七十余年。由此而推论，朱熹与郭炳文根本未曾谋面，郭炳文也不可能找朱熹为郭氏宗谱作序。
    而余氏宗谱则传有二序：其一为《余氏重修宗谱序》，序曰：“盖夫天地之间……谏官宰辅，御笔亲封。一门三太守，连保功名之振；四代五尚书，能分帝王之忧；守俸禄如井泉，抚百姓如妻子；显江右之文献，光豫宁之望族；余君隐者乐林泉之胜境……田连阡陌，粟积万钟，子父联科，仕途显达……缨簪继世，谱牒重光。赐进士第知南康军事兼制诏秘书徽州务源县晦庵朱熹撰，宋淳熙辛亥秋八月上浣之吉。”按此序所言，文中列举余氏贤能过多过细。如：“一门三太守”，所指应是北宋后期余良肱父子；而“四代五尚书”和“余君隐者”等言则应该是淳熙后话。据查考诸史，余姓应始兴于北宋中后期，南宋后期见望，明朝时亦然。所谓“四代五尚书”当有南宋后期显赫者余天赐兄弟父子等人为尚书；而“余君隐者”当属元代余丙最著。“缨簪继世，谱牒重光”倒也似主修之口吻。又按谱序落款上看，首先，如前例所言，朱子不会书上什么“赐进士”，也不会写自己的官职名，何况职务表述又不准确，更不会把婺源错写成“务源”。其次，淳熙年间无“辛亥年”，假如是“己亥”之误，“秋八月上浣”日前后几天，则有资料证实，此时正值周正卿送曾祖周敦颐《爱莲说》和《拙诗》手本归南康，朱熹忙于周敦颐爱莲池、爱莲馆、拙斋的修葺和为周敦颐诗文作跋及秋旱荒政等事，无暇考清所述余氏历史。因而，此序疑点较多，理应不是朱子亲为。其二为《考亭夫子赠序》，序文说：“余以秦相由余受姓……至我朝讳靖，韶州曲江人，从之曾孙，庆之长子也。咸平庚子生，天圣二年举进士……予修寺观庵堂四所，时人号称十万……绍兴丙子，予出守南康。彦广丁丙艰于家克，尽仁孝，越年服阙，改秩宰松兹道，经南康得阅樵耕所修余氏谱系。予慨念余氏世系既远，宗族且蕃……新安朱熹撰”。此序首又注称“宋绍兴丁丑宁州旧序”，“绍兴丁丑”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宁州即今修水县。按该谱序时间“丁丑”，则朱熹当时年仅二十七，于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前后，时名并不大，修水余姓前去福建向一当时并无显名的后生求序，似乎于情理不通。况序中又言：“绍兴丙子予出守南康”，与朱子守南康史实相去甚远。加之此序如谭序，对本姓人员情况及姓氏演绎、迁徙述之过细，甚至言及余靖曾孙之三世孙“巨富好施”，这从时间上推之应该是已至南宋末期或元代之后事。又从文中语气上看，其第一人称“予”，与朱子生平年谱历程均不相符。故此序也难信以为真。
    至于朱子的《刘氏宗谱序》，其序云：“予赏仰观乾象……淳熙六年己亥岁仲春之吉，新安朱熹赠。”此序与《紫阳朱氏谱原序》、《曹文简公宗谱序》、《黄氏谱序》（短序）及《饶氏谱序》、《姚氏谱序》等多数姓氏谱序基本相同，只是文中少数几个字和落款不一致。细辨刘、朱、曹、黄、饶、姚氏等等同文谱序，《刘氏宗谱序》在文字表述上没有明显的纰漏，只觉得《刘氏宗谱序》出于最先，《曹文简公宗谱序》次之，《黄氏谱序》（短序）再次，饶、姚、朱姓氏谱序则更次于他谱。假如《刘氏宗谱序》为朱子亲为，那么序文按所署时间推断，朱子应作于铅山，而不是在南康军。因此，朱子《刘氏宗谱序》均有三种可能：一是朱熹与刘家有很深渊源关系，他是刘勉之的学生和女婿，也刘子翚的学生，刘子翚的兄长刘子羽与朱熹之父是莫逆之交，又是托孤之人，既是朱子的先生，更朱熹母子和妹妹三人一家生活的依靠，刘子羽之子刘珙、刘瑺、刘玶三兄弟与朱子比亲兄弟还亲，后刘玶长子刘学古成为朱子的女婿，故与建州刘氏宗谱作序可能性大。二是朱熹任南康知军前在铅山待命时，为铅山刘氏修谱作序，尔后传于各地刘氏也不是不可能。三是据有关史料载，刘尧夫时已往铅山访朱熹，有可能其为金溪、玉山或南康刘氏修谱请序。但这一点还未曾找到足够的证据，只是猜测而已。

（作者系星子政协原提案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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