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邻

陈林森

芳 邻

陈林森

       1982年，我从农村中学调入县城。起初住在校内单身宿舍，不久因家属投靠，被分配到湖边与校园有一墙之隔的独立小平房。南临鄱湖，视野开阔；西望庐峰，景色如画。据说房子原是某工厂的仓库，后来划给了县中。外形是常见的红砖房，有老式的双扇木门，中间是堂屋，各有一扇小门与东西两厢房相通。堂屋兼厨房，前住户遗留了一座柴火灶，另在门市买了一台烧煤的炉子。灶旁砌有水池，通自来水，可以浣衣。解手则要穿越东边的航道站的院子，借光其公厕。虽然离南门码头触手可及，客货轮靠离泊时有一  阵喧闹，但其他时候，特别是晚上，却显得荒僻，也比较冷清，唯余几盏昏 黄的路灯在夜风中慵倦地眨眼。我们远离闹市，也远离居民区，如果不是间或传来校园里的广播声，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那时家境比较清贫，母亲20多年没有工资来源，当时我正为她落实政策而东奔西走。妻子在工厂做零工，我当时的工资也偏低，两个孩子读书，尤其是家属没有城镇户口，居家成本抬升，生活拮据。为了生存，我们在湖边开荒种菜，侥幸时能清扫到运煤时洒落的煤粉，偶尔还能扫到汽车撒落的稻谷（用来喂鸡）。事实上，养鸡、养鸭、养猪，我们都“艰辛探索”过。
有人要问，住在县城，何来养猪的条件?这个嘛，当时环卫没有现在要求严，我们又位于校园外的边缘地带，纵有“城管”恐亦鞭长莫及。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硬件”，就是房子的西邻，有一长排废弃的竹棚（篾片糊泥墙，油毡盖顶），外表简陋，里面却四通八达，若为我所用，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它是航道站从他县迁来时，来不及建职工宿舍而作为员工的过渡性住房，虽然已空无所有，但稍加改造，住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自己动手，就近改造成猪圈（还隔出了一间小卫生间），先后养过三头猪。养鸡则持续多年，鸭子因食量太大而中止。
     1986年，“工棚”住进了六位农民工，都是中年男性，年龄三四十岁（似比我略大），蓼花人。他们纯朴而俊朗，不像小说描写的底层人物那样不堪。他们似乎不是固定在某单位工作，而是以搬运为主（自备扁担、板车等工具），灵活就业。那时进城务工的人不多，他们早出晚归，除非下雨，很少在“家”安歇。因为来去一般要经过我家门口，很快熟稔了，相逢时友好地打招呼，或者微笑地寒暄。我们属于“原住民”，在他们面前有一定的“优越性”，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我们，我们当然更不会给他们添麻烦，互相之间是一种友好的芳邻。
      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1986年某月，有友人帮我搞到一张票券，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那六名农民工才搬来不久，我看他们晚上实在无聊，就把电视摆在大门口，请他们来观看。时间若早，就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然后看江西台的电视剧，《西游记》《封神榜》都喜欢看，不过由于白天太累，他们往往看不完“正片”就打着哈欠去休息了。还有一件事，是用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水比吃饭更重要。当时我家的水电是用“公家”的，每月缴少量的水电费；但这几位农民工，却没有“单位”，晚上靠手电筒照明，做饭拾柴火，用水则到湖边的小池塘打水。池塘是紫阳堤内的港湾被沙土壅塞而成，池水开始还比较清澈，后来因为面积不断缩小，水质逐渐下降。我和妻子商量，就跟他们说，可以到我家来打水，塘里的水再也不能吃了，人吃病了就不好了。自此，每天轮值做饭的农民工提着铝制桶进屋打水，露出谦卑的笑容，主动和我母亲打招呼；如果看到70多岁的老太太戴着眼镜在看书写字，他们会莫名地惊叹。有人进来提水时，正在堂屋玩耍的孩子，就会主动避让。这种情况，大概一两年吧。
      80年代末一个冬天的晚上，大门被敲开，六名农民工从来没有这样整齐地站在我家的门口，他们说明天要搬走，到外地去做长期工，不再打搅我们了，说了很多客气话。更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位，双手端着脸盆，堆着满满的黄豆，说是感谢这几年对他们生活上的关照，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云云。我和妻子都坚决推辞，妻子说承当不起，我说你们完全不用破费，水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农民工强行把脸盆塞给我，有人在帮忙找腾东西的容器。刹那间，我感觉手里的分量变得沉重，它们不只是豆子，还包藏了许多传统的东西。这些大豆，虽然种类相同，但仔细看，品相还是有区别，不是从同一块地里收割的。我想他们是郑重地通过了一项“决议”，然后用这种朴素的方式，用来自蓼花的黄豆，来表示对一家外地人的“涓滴之水”的“涌泉相报”。其实，我在自己清贫的日子里，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其实是很少的（与工作繁忙也有关系），可以说是近乎冷漠。这六位普通的农民，与我们做了三年多的芳邻，我还不清楚他们每个人的姓名，也没有打听过他们劳动的辛苦程度和收入的多少，分别以后也不再有什么交集，然而我感觉，他们纯真的笑容，简朴的装束，黄里透黑的肤色，勤劳善良的品质，至今没有在我的心旌消褪。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大集体刚刚解散，就勇敢地走出家门，谋求幸福，可以说他们是星子县（今庐山市）农民进城打工的“先驱者”吧?
      我在湖边小屋住了八年，六位农民工搬走的次年，我们也重新分配了住房，搬进了校园。（刊于《浔阳晚报》202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