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露水》反映农民工性困惑

陈林森

《城市露水》反映农民工性困惑



                                      陈林森



      农民工中的“临时夫妻”是一个社会问题，据媒体报道，中国农民工中的临时夫妻有十多万对（该数字可能偏于保守）。生理的需求，情感的空虚，生活中遇到困难需要互相帮扶，同事和同伴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攀比，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几乎很难从道德的层面来谴责其中的一方。从简单的道理来说，农民工“临时夫妻”比普通的婚外情更值得同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青壮年时期终年没有性生活，这种“饥渴”是温饱解决之外作为正常人的另一基本需求。此外，临时夫妻问题也可能带来社会隐患。因为单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的男女关系是脆弱的，受制于社会舆论、经济、疾病、情感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因素，这种关系在和平终结（临时夫妻解体，这是多数）或转型（临时夫妻变为正式夫妻，这是少数）之外，也会出现动荡、冲突，甚至产生破坏性结果（如家庭离散、暴力凶杀等事件）。

      小说如何表现这一社会现象？小说家是否扮演社会学家角色，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全面的冷静的社会学分析，或者进行“道德绑架”，从而教育广大农民工做一个“从一而终”的模范配偶？这显然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谢有顺博士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

      发表在《清明》2015年第2期上的短篇小说《城市露水》（作者耳环，真名张爱萍，浙江女作家），向我们讲述了打工者韩敏枝与童胜利的临时夫妻生活。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一社会问题，使我们感受到在这一群体中的两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各自配偶的生存状态。其中韩敏枝的形象比较丰满。她在到城市打工遭遇困难时遇到好心人童胜利，出于感激，也出于寂寞，以及无需忌讳的生理需求，她接受了童胜利的邀约，与童胜利过起了同居生活，但她的心理始终纠结，她对丈夫和孩子的“爱”始终煎熬着她。小说一开始写韩敏枝下班后替童胜利做好了晚饭，可是心中想的却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牵挂他们在家里吃什么，在思念中鼻子也酸起来了。看到这里，我们很难指责韩敏枝的所为是对丈夫的“背叛”。我们看到，摆在韩敏枝脑子里最高位置的问题始终是赶快挣钱，能够在城市租间房，把伤残的丈夫和孩子接到城里来，而不是自己个人的快乐和幸福。

      小说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如实描写了年轻的农民工单独在城市打工期间所忍受的性饥渴，小说多次出现了韩敏枝在性欲来袭时的痛苦感受。当韩敏枝收到童胜利示爱的聊天短信时，引起了她的思想变化。小说写道：“要是在老家碰到有人说这样的话，韩敏枝肯定马上沉下脸来，再也不理人家。可如今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有个人这么跟她说话，也就不觉得十分反感，反而有了一种类似依靠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空中飘，忽然遇到了一片羽毛。羽毛一点点撩拨，把人撩得起了痒心。”这种心理变化是真实的，其原因是环境发生了变化，离开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寄托，容易产生精神和情感的新的需求。除了情感的空虚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生理的需求。有了这种生理需求之后，她做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梦，梦中“作践”自己的对象不再是自己的男人。小说第3节写到一位大学教师进行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的社会调查，碰巧找到了童胜利询问，童胜利把问题留给了韩敏枝，韩敏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把问题留在了她的心里。农民工男女组成临时夫妻，是为了性，还是为了感情？又一次引起了韩的内心活动：“那活，让人舒坦，是渴极了喝水的舒坦，是累极了睡个好觉的舒坦，不，不止这些，应该是，是病了得到医治的舒坦。那样胀胀的，那样鼓鼓的，小腹里好像憋着什么，憋得让那个地方酸痛，可心里却又空空的，空空荡荡，让人的手脚浑身跟着酸软，怎么也使不出力气。这样的感觉干活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在，连睡梦里也在。这难道不是病吗？是病，就得治呀。”将性饥渴比作一种“病”，这对人们，包括社会学家，都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与经过选择的同为农民工的异性结为“临时夫妻”就是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吗？这是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呢？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吃饭和做爱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性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

      童胜利是个好人，他在韩敏枝最无助的时候无私地帮助了她，成为她在异乡最亲近的人。如果说韩对童的感情有感恩的成分，那么，童对韩的感情则包含了同情。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相同的生理需求。另外，小说写得含蓄的一点是，童主动找韩填补自己感情和生理的空缺，充当自己的临时妻子，还有一个对老婆“出轨”的报复。看起来不露声色，但却深深地存在于童胜利的潜意识中。童的留守妻子是否真的出轨，因为什么原因出轨（对方是村长，很可能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这些都不重要，童对妻子“不忠”的不满是他主动寻求一场婚外恋的重要动力。小说第4章写到韩察觉她留下来的东西被童的老婆发现了，提出要主动搬出去时，童胜利突然暴露了他的家庭隐私：“童胜利突然间下了狠心，也敞开喉咙吼了起来，我也不是傻子，我家那个小三子，越长越像村长了！我不是什么话也没说，还不是照样按月给家里寄钱！”这样一来，韩对童的理解更加深了，读者也对童的行为更同情了。这个细节的披露，使小说有了更深的社会意义：城市里的临时夫妻是一方面问题，农村的留守妇女则是另一个难题。这两个社会问题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牵扯，互为因果，互为推动的。

      然而也许是作者对“临时夫妻”现象缺乏深入了解，或者是写作时用心不够，小说在内容、形式上，特别是细节的真实性上还存在一些瑕疵。例如，韩敏枝在童胜利那里把自己的物件放在两个纸箱里，在闻知童妻要来的消息时打算全部带走，“她不想留下有关她的痕迹”，这个想法是对的，女人的衣物在童胜利老婆眼里是多么敏感的东西，如果不带走，是注定要被童胜利的老婆发现（后来果然被童妻察觉并暗中做了手脚）。可是小说竟然写童胜利劝她不要带走，塞在床底下。这是违背事实逻辑的。此外，小说对新闻媒体的大量引用值得商榷。第5章写韩敏枝因童的老婆发现了“奸情”而离开童胜利之后感情上无聊，玩上了手机，在手机上阅读关于“临时夫妻”的评论和报道，小说不但引用了媒体上的批评，而且引述了关于“临时夫妻”的三条负面报道，并把韩敏枝置于“道德审判”的被告席的尴尬地位。这样写违反了小说正常的叙事规律和叙事伦理。这样写，把读者从小说的“艺术世界”抛回到尘世的“现实世界”之中，甚至在文体上将小说与报告文学混淆不清，使读者分不清作者是在写小说还是在研究社会问题。小说不是不可以引用新闻，但这种引用应当与小说的情节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带有明显的虚构性（除非历史小说或纪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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