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句式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

陈林森 · 发表于 2021-3-21 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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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句式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

☆陈林森

鲁迅的散文《秋夜》（收入《野草》，《鲁迅全集》二卷）有一个著名的句子：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段话有4个句子，其主要内容用一句话就可概括：在我的后园有两株枣树。鲁迅把它分割成4个句子，后两个句子有重复之嫌。
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学界对此有很多研究。有人认为，这是作家的一种情绪的反映，例如：沉闷，孤寂，无聊或者无奈。有人认为，从思想意识上看，不是两株合说，而是一株、一株地说，根源于鲁迅内心深处对“个体”的重视，强调“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从修辞上看，鲁迅的句式，就是将一个本来应该合并叙述的句子“强拆”成两个句子，从而产生某种奇崛的表达效果。当我们读到“一株是枣树”的时候，预料下一句将会是“另一株是……（别种）树”，但结果“也是枣树”，我们感到这种表达非同寻常，它打破了句子组织的习惯与常规，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例如下面的句子：“望毛姆，近看是一条河，远看也还是一条河。”（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就与鲁迅的句子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者认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强烈的独特性。鲁迅的修辞，是难以被仿效、不可被复制的。（参见王彬彬《〈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比如鲁迅的名句，你把它改写成：我家的窗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柳树，另一棵也是柳树。这便是一种拙劣的模仿。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适合这种表达方式的语境。
比如一个中学生说：接下来我有两节课，一节是数学，另一节还是数学。这样说似可表达某种情绪：厌烦，无奈，不满……
又如，你买了两张彩票，等开奖的那天去兑奖，拆开第一张没有中，没关系，还有第二张；等第二张兑完，你发现，第二张也没有中。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联想起鲁迅的那个句式？
笔者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中，发现和鲁迅这个句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并非孤例，姑且称之为鲁迅特殊句式的“复活”。我们来看看这类句子的存在，是否存在合理性。
①一刀为他，另一刀还是为他，只因他是，他的儿子。（叶倾城《永不缩回双手的父亲》，《中国青年》1999年8期）
作者在文中写了两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又包含了父子关系的两个小故事：小故事1是说儿子小时候顽劣异常，父亲要教训儿子，有一次举起菜刀吓唬他，被儿子夺刀砍伤了父亲的右手；小故事2，是说儿子出走多年后荣归故里，当了将军，把老迈的父亲安置在后院，一天仇家来了，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用唯一完好的左手去与仇家搏斗，结果双手俱废。这时作者甩出这个“鲁迅式”句子，用来颂扬如山父爱。作者不说“两刀都是为了他”，因为这是时间相隔很长的两个故事，不宜合叙；分开来说，可以增加读者思考的时间，以增强最后的结论之力度。
②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虹影《好儿女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这是写母亲在听了石妈哭诉时感动的情状，小说里说“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说明母亲一辈子受尽艰难屈辱，养成了坚韧、粗粝的性格，但内心还是柔软的，不希望别人过得和她一样艰难。这是从旁人（女儿六妹）的眼光看到的景象，作者不说“两个煤球掉在地上摔碎了”，乃因为煤球在地上摔碎是有层次的，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引起触动，也表现了女儿对她不理解母亲的愧疚。
③灯在雾里一点一点黄了起来，有人从外边进来了，又有人从外边进来了。有人从屋里出去了，又有人从屋里出去了。有人又来商量唱戏的事，但这事早就定下来了，这人喝过茶，便客客气气告辞了。（王祥夫《归来》，《天下》2012年2期）
按照语言精简的原则，这段话前两句本可说成：……有人陆续从外边进来，又有人陆续从屋里出去。为什么作者不惜“浪费”笔墨，将本可用两句话说清楚的意思，拆分成四句呢？小说之前的情节是，三小的大哥在拉拽中无意间发现了三小的那个空袖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颤抖着问：“你这条胳膊呢？啊，这条胳膊呢？……”此时没有人说话，大家都震惊了，天色黑下来，兄弟们陷入沉默的夜幕中。用这种“拖沓”的句式，渲染了一种沉默、紧张的氛围。好比电影镜头上，兄弟、妯娌们的对话和动作停顿了，“外人”的活动突显出来，于是在银幕上出现了“群众演员”走进走出的镜头，产生了哑剧或默片般的艺术效果，伴随的是观众的思考、悬念和期待。
④二大娘说的一件事，让长兰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又打了一个寒战，她说：等雪停了，我得回去看看我奶奶。（刘庆邦《燕子衔泥到梅家》，《中篇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7期）
二大娘和长兰都是从席赵庄嫁过来的，二大娘刚从娘家回来，给长兰讲了长兰的奶奶被遗弃在塑料棚里挨冻的事，推动了长兰去席赵庄看望奶奶的情节。这里不说长兰接连打了两个寒战，而分两句说是合理的。前一个“寒战”是下意识的情绪反应（不排除有天气的客观因素），后一个则包含了更多的担忧、难受、着急等情感。
修辞学认为，语言的创新就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创造一种语言手段来加强表达效果，往往表现在突破现行的语言规范。创新又分为表义性创新和表情性创新。为了反映新事物和新概念而创造出新的词汇，属于表义性创新。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原有事物和概念属于表情性创新。前者多表现在词汇上，后者多表现在词法和句法方面。（参见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鲁迅关于“枣树”的句式就属于表情性创新，它在句法上突破了现行的语言规范。现行语言规范中有一条“简明性”原则。张志公说：“一般说来，文章应该尽可能的写得简洁。”“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意思，不把它扯成两句；一个字就够了，不去用成两个字。”（张志公《修辞概要》）“一般说来”，意味着这是“语言规范”，而鲁迅关于“枣树”的句式突破了这一规范，不是删繁就简，而是舍简趋繁，故意把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意思“扯”成两句。这种“表情性创新”是作家在某个具体语境中根据表达需要临时创造的，由于其“偏离规范”，使形式鲜明醒目，从而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然而，由于类似的语言环境并不经常出现，因此，人们很少因袭这种形式；但倘若出现了类似的语境，这种句式也可能在某些作家的笔下重复出现。当然，这种重复出现不是简单的模仿（不宜把上述例句看作是“仿拟”修辞），而是在新的语境中进行的新的创造，是旧的“经典”在新的形势下的“借鉴”和“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