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庆云

略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仁静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生根、发芽、成长，产生了自己的独有特性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了中国佛教的气质和特征，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

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佛学者从大量的经典文献中精选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及适应国情的教义教理，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另一方面使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并且深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佛教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相结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

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佛教特质

中国化佛教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调和性、融摄性、简易性。

（一）调和性：所谓中国佛教的调和性，是指佛教对外部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迎合、附会，包括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这种调和基本上是和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相适应的。秦汉之际，儒、道学说比较盛行，佛教是外来文化，当时西梵来华的译经家为了弘扬佛法，避免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及伦理观念相冲突，自觉地调整译文，调和佛、儒、道三教。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当时佛教弘扬的是般若学，而玄学阐发的是“有与无”的关系，译经家把般若的“真空假有”和玄学的“有无”相调和。东晋后期，慧远大师把儒家的礼教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他强调“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晋宋之际，译经家竺道生，深受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启迪，并吸取玄学家的“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式来宣扬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和“顿悟成佛”的学说。

（二）融摄性：这是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学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统一各地各派的学风。佛教自汉代传入至隋以前，经历了南北政权对立时期，造成南北分化，大体上北方佛教偏重于宗教活动，如坐禅、讽经、布施、造像等；南方佛教则侧重玄理的清谈。故禅法在北方广为流行，义学在南方比较盛行。隋统一全国后，佛教学风也渐趋一致。隋唐佛教强调理论和实修并重，如天台宗、唯识宗、禅宗等都强调止观双运、定慧双修，这标志着佛教南北学风由差异至一致的转变。

2、用判教的形式来解释分析佛教经典。所谓判教，就是对所有佛教经典加以分科组织，把所有经典由种种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在这种分科组织的判教过程中，往往加入著作者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佛经加以诠释解说。判教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的必然产物，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取，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宗派融摄性的特征，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创宗立派的成熟。

3、融摄佛教各宗派的理论和信仰。唐代以后各个宗派之间相互融摄，愈来愈明显愈紧密。首先是禅、教的融摄。禅是指禅法传到中国所形成的禅宗，教是指禅以外的其它教派，禅宗是“传佛心印，教外别传”，和其它重义理的宗派形成对立。早在唐代后期，密宗就宣扬禅教一致，强调佛内心的意向（禅）和佛所说教义（教）是完全一致的，以消除禅、教的对立。宋朝永明延寿禅师曾召集当时的唯识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三家学者“分居博览，互相疑质”，然后以禅宗为准，统一各家学说，编定《宗镜录》一百卷，影响很大。宋代许多宗师常以净土信仰为准，而提倡念佛法门，不过禅宗也主张禅净双修，于是净土法门就成为各宗的共修法门。因为宋代以来，禅、净两宗最为流行，提倡禅净双修，兼及其他宗派，成为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三）简易性：佛教在中国为何绵延数千年不绝于世，这与其独创性的宗派是分不开的。如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与它们教义和修行法门的简易是分不开的。所以，简易也成为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禅宗简易性，体现在“见性成佛”和“顿悟成佛”的主张上，禅宗主张人人都具有佛性，人人皆能见性成佛，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是因为对自身本具的佛性没有觉悟，一旦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众生是否能成佛，关键在于自性的迷悟。如惠能大师云：“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净土宗的简易性是“称名念佛”。如净土宗的先驱，北魏的名僧昙鸾，提出“成佛只靠自力，不靠他力（弥陀的本愿力）是很难往生净土的，若乘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则能速疾往生净土。唐代道绰继承昙鸾的思想，进一步把佛的一代教法分为圣道、净土二门。宣扬圣道门不是一般众生所能证悟的，只有净土法门简要易行，乘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能往生净土。善导是道绰的弟子，是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他提倡念佛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净土。他提倡四种念佛法门：一是称名念佛，即口称佛的名号，念念不已； 二是观像念佛，观佛的塑像与画像；三是观想念佛，观想佛的妙相好（包括《观经》十六观门）；四是实相念佛，观佛的法身，即谛观实相。念佛法门，由昙鸾经道绰到善导，则侧重一门“称名念佛”。主张称念佛的圣号，凭借阿弥陀佛本愿的他力，则能往生净土。在唐代，称名念佛法门遍于中国的大城小镇，被平民百姓所奉行。

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佛教在我国的传播与佛教经典的翻译是同步进行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把它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很少有人去参拜和研习。在东汉末年，经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翻译，介绍佛教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学方面的许多经典，才使人们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也是我国有据可考的第一批汉译经典。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学者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以迎合当时上层社会的需要。自魏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玄学思潮，士人们喜好“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之学。玄学清谈之风，笼罩了整个社会论坛。当时人们把这一类有地位有声望的清谈人物，称为名士。魏晋玄学崇尚老庄思想，著名的玄学首领何晏、王弼，推崇《老子》之学，提倡“无”的思想；玄学家向秀、郭象注释《庄子》，发挥庄子的逍遥主义；竹林名士嵇康、阮籍则称“老聃、庄周，吾之师也”，标榜自己是老庄之徒。玄学成为了魏晋时代思想界的统治思潮，他不仅影响哲学，而且还影响着文学、艺术、道德、习俗，乃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然而佛教想要得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相适应。因为以般若学说为基础内容的大乘空宗，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大乘空宗在玄学盛行的两晋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当时的译经家用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以迎合当时上层社会的需要，他们既是佛教名僧，同时也是玄学清谈的名士。玄学名士们则与名僧交往共谈玄理，切磋大乘佛典，从而形成了在两晋时期的一股佛、玄合流的思潮。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并且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出现许多以研究佛教经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槃、成实、三论、地论、天台、摄论等学派。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其中梁武帝最为突出，他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并亲自登台讲经。北魏文成帝和孝文帝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山西大同云岗和河南洛阳龙门开凿佛教石窟，雕刻佛像，并资助译经事业。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成为中国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思想上或物质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民族色彩的佛教宗派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佛教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南北朝时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佛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佛教理论虽然趋向独立，但还没有能够对佛教本身不同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综合、融会，独立的寺院管理也是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因此当时已有佛教宗派的出现。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制度的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寺院管理制度的充分发展，使佛教各家各派也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顺应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上，通过判教而形成宗派，如华严、天台、贤首等。这些宗派各具独特的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派势力和寺院管理制度，而模仿世俗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亲。他们的思想体系，都融合吸取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方法，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

中国佛教经唐末武宗灭佛，黄巢农民起义以及五代周世宗灭佛等一系列打击以后，逐渐开始走向下坡。到宋以后，虽然有大多数统治者仍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但从总体看，隋唐时期佛教鼎盛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不过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也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宋王朝对佛教采取了依奉和支持的态度，使当时的佛教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元代主要崇奉喇嘛教，形成了特有的“王帝师制度”，汉地原有的佛教诸宗也余之未绝，继续存在。明代诸帝大都尊崇佛教，而加以保护，同时又监督僧侣，以谋其兴隆。惟独世宗崇道排佛，由是佛教渐衰。入清以后，康熙、乾隆二帝盛奖儒学，佛教则除保护喇嘛教外，曾未尝有所尽力，释教日渐式微。临济、曹洞、华严、净土及律宗五大宗派，萎靡保守，缺乏朝气。僧人既乏学力，故宗风渐颓。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学者渐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学；乾隆时彭绍升、罗有高笃信佛法；后龚自珍学于彭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兼修佛典。此等风气，至晚清更甚，予近代之学术发展以较大影响。

明清时期佛教较具影响的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不过从佛教教理来看，承袭者多，创新者少。但是佛教的精神和思想，通过人们所举行的诸多活动，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已成为社会的信仰。

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宗教政策的不同和历史的变迁，佛教在不同的地区与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发展情况，也表现出了其不同的特点。

（作者系庐山万杉寺监院、庐山庆云文化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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